三、荀学传承与兰陵文化

作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学术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儒学发展，更与兰陵文化的形成紧密相连，为这一地域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荀子的学术传承首先体现在他对儒家经典的整理与传授上。在先秦儒家经典传承的过程中，荀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精通六经，对这些经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整理，其著述中常常援引众经以资论证。据统计，《荀子》一书引《诗》83次（重10次）、论《诗》8次，引《书》19次（重2次）、论《书》6次，论《春秋》3次，引《易》2次、论《易》2次，足见其对经典的熟稔与重视。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荀卿子通论》中指出：“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汪中认为，六经传承都与荀子有关，荀子是将六经原典转化为两汉经学的关键人物，因而他大胆断定，周公、孔子、荀子，其揆一也。皮锡瑞则在《经学历史》指出：孔子没后，儒分为八。八派之中，“唯荀卿传经之功甚巨”，“是荀子能传《易》、《诗》、《礼》、《乐》、《春秋》，汉初传其学者极盛”。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对荀子对两汉经学的影响乃至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都有精辟的说明。荀子的弟子众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如韩非、李斯、浮丘伯、张苍等，都在不同领域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学术思想。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中蕴含着荀子“隆礼重法”的理念。荀子认为，礼与法相辅相成，礼是道德规范，法是制度保障，二者结合才能有效治理国家。韩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提出了“以法为本”的治国理念，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李斯则是将荀子的学术思想应用于政治实践的典范。他入秦后，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李斯充分发挥了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优势，既注重礼仪规范，又强调法律的严格执行，为秦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浮丘伯在儒家经典的传承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将荀子所传的《诗》学传授给鲁人申公，申公又将《诗》学传授给众多弟子，形成了《鲁诗》学派。此外，浮丘伯还与楚元王刘交等人共同学习《诗》，使得《诗》学在汉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张苍则在经学传承上有着卓越的成就，他不仅传承了荀子的《左传》？，还将《左传》传授给贾谊等人，为汉代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荀子的学术思想在兰陵地区的传播与实践，直接推动了兰陵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荀子在兰陵主政、理民、讲学、著书，吸引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一批才俊前来学习，造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时之盛，开创了兰陵文化的辉煌。荀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有的成为治世名臣，有的成为传经大儒，他们秉承荀子学风，传授荀子的六经，在两汉时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师群，如孟卿、孟喜、后苍、褚大、萧望之、匡衡、疏广、疏受、王良等，其后世亦攻读经学，藉此入仕为官，成为汉代著名的经学世家。

荀子在兰陵的教育活动对当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提出了“学不可已”（《荀子·劝学》）的终身学习观、“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荀子·劝学》）的成功之道，“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的学习方法，以及“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仪，则归于卿相士大夫” (《荀子·王制》)的人才观等，直接塑造了兰陵人“苦学”“乐学”的文化品格。匡衡“凿壁偷光”的典故，正是这一精神的生动写照。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枣庄古代文化史上繁花似锦的岁月，形成了枣庄历史上第三个人才群落的黄金时代。六朝兰陵几大家族，重视家学教育，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有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兰陵籍人才涌现，主要原因是传承自荀子以来形成的劝学、多善为学的文化教育传统。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誉之：“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

荀子的文学思想也对兰陵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荀子》一书不仅是儒家经典之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其文章立论严谨、层次清楚、词汇丰富、说理透彻，对后世兰陵籍文学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唐代兰陵籍文学家萧颖士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中的“文道合一”主张，就与荀子的文学思想一脉相承。

荀子的思想还深刻影响了兰陵人的精神和气度。他强调“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倡导人们要以礼相待，注重道德修养。这种思想在兰陵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实践，形成了兰陵人注重礼仪、崇尚道德的优良传统。在荀学的影响下，兰陵地区成为人才辈出的文化高地。

西汉时期，故里在今台儿庄区马兰屯镇任楼村的萧望之为一代经学大师，被汉宣帝拜为太子太傅，成为汉元帝的老师。汉魏之际，王朗、王肃父子俱封为兰陵侯，王朗被誉为“文学鸿儒”，王肃开创的“王学”一度成为官学。

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因受衣冠南渡的影响，台儿庄地区出现文化断层。但明清时期因泇运河的开通，台儿庄又再度崛起为“天下第一庄”，涌现出贾梦龙、贾三近、黄和、黄图昌、张廉斋等名臣大儒。据不完全统计，清代中晚期，台庄城内共有义学1座、书院1座、私塾32家，学气之盛冠于峄滕。位于台庄城东门里的兰陵书院，是清代峄县境内的两大书院之一，对赓续地方文脉起到了重要作用。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峄县知县张玉树在台儿庄文昌宫内倡建书院，在问计于当地名儒张廉斋后，采纳其建议，将书院定名为兰陵书院。张玉树选派县内十多位著名士绅为书院董事，明确职责，各司其事，管理书院的经费、地基、文契等一切账目。新建的兰陵书院占地2.2亩，保留了文昌宫旧有的徽派风格，灰墙灰檐，红方格窗棂，计有影壁墙1道（墙后为影壁墙汪）、大门楼1间、二门楼1间、讲堂（原为文昌阁）两层3间、两侧厢房各5间，均为砖瓦结构；另有6间草房作宿舍，并供炊事之用。其建置，《峄县志》载曰：“中为讲堂三间，东西厢各五间，二门楼一间，大门楼一间。门之内草房六间，以居学役。讲堂之北，复楼其后轩，以为燕息之所”。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峄县知县张涛对书院进行了扩建，增建讲堂6间。道光二十年（1840年），知县张梦祺重修。咸丰元年（1861年），知县朱彦华再次重修。扩建后的兰陵书院占地4亩，东西20多米，南北120多米。原文昌阁加盖一层，不雕神像，权作藏书楼使用。这座藏书楼上下三层，共收藏图书3万多卷，包括《四书》《五经》《周易述义》《春秋传说》《宋书》《魏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

兰陵书院是台儿庄的文化中心，因建在文昌宫内，每年二月初二文昌阁香火会时，这里文人墨客云集，四方游客络绎不绝。清道光四年（1824年），台儿庄的儒生为了表达对孔夫子的崇敬，避免有人把写有“圣人之言”的纸张作为废纸使用而玷污了圣人，便公议在文昌阁旁边建了一座铁炉用来焚烧字纸，并“置田为拾字者恒产”（《公建文昌阁字纸炉记》）。从此，每天都有老年文人背着竹笼，到学校、街巷捡拾字纸，送到字纸炉焚烧。咸丰八年（1858年）秋，捻军首领张乐行、刘天福探知台儿庄富饶，为筹集军饷，遂率军数万直取台儿庄，抢掠一空。此后，县府银库无力拨付办学经费，但台儿庄的一些官吏士绅、巨商富贾积极为兰陵书院捐款输资，保证了书院的正常运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峄县知县王贻哲奉札改兰陵书院为校士馆，褚庆元、王士龙等老先生在此任教。是年秋，又禀告申请改设为小学堂。1913年夏，更名为兰陵小学，实施癸丑学制，初小修业期为4年。1919年更名为台儿庄国民两等小学，增设一高级班，招生17人，修业期为3年。1920年，荣膺峄县第三模范小学称号。1921年，高等小学改为两年制。1924年，台儿庄国民两等小学更名为台儿庄镇立小学。1927年，再更名为台儿庄国民小学。1929年，再更名为峄县第五区立小学。1938年春停办。1947年原址新建胜利中学，时有教室4栋、办公室1栋、宿舍3间、学田12顷，公推孙业洪为董事长，敦请救济总署刘效德为校长，杨易堂任教务主任，刘晓武任训导主任，共有教职工10人、学生240名，初中一年级编成3个班，二年级编成1个班。次年春，学生减员近三分之一，初二缩编成两个班，教职工还有6人。1948年秋，学校新招一年级两个班，共计5个教学班，近300名学生。10月14日，因受淮海战役影响，孙业洪率领全校师生随校南迁，遂以校长名义主持校务，先后在徐州云龙山下、湖南省宜章县城一所学校设校。1949年1月，胜利中学改组为国立济南第四联合中学第二分校初中部，后迁至台湾。1952年10月，兰陵县在台儿庄泰山行宫创建兰陵中学。1953年7月，兰陵县撤销，兰陵中学遂迁入兰陵书院旧址，更名为峄县第二中学。1960年复更名为枣庄市第二中学。2013年，枣庄市第二中学迁至邳庄镇官庄西。2014年，枣庄职业学院与台儿庄区政府经过多次洽谈，决定在原枣庄二中校区的基础上共同建设枣庄职业学院台儿庄古城校区，开启学院和政府合作办学的新篇章。

从荀子在兰陵讲学授徒起，台儿庄的文脉始终深植于这片土地。清代乾隆年间，兰陵书院接过文化薪火，以讲堂为基、典籍为媒，让经史之韵浸润街巷。近代以来，从校士馆到国民小学，从胜利中学到枣庄二中，教育的形态虽随时代更迭，却始终延续着传道育人的文脉初心。 

（信息来源：网络，作者王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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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