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枣强移民”的真相（一）

衡水市枣强县有个移民文化园，文化园的门口是一组黑色大理石雕像，在其下方有一石碣刻字云：“‘要问祖上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穿越历史长廊，600年前，枣强成为明初大移民地之一。据曹树基教授考证，仅洪武年间枣强向山东移民就达35万余人。”

石刻内容中提到的这句民谣至今仍广泛流传于山东广大地区，集中于济南、淄博、潍坊等地。而提到的“35万余人”，其数据来源于曹树基所著《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关于枣强移民的核心论述，汇总如下：

洪武年间山东全省共接收移民约184万人，其中源自枣强的移民占比约20%，推算总数达35万余人，规模仅次于山西洪洞移民，为明初山东移民的核心构成部分。这批移民的迁徙时间集中于洪武、永乐两朝，主要分布于明代济南府东北部及东部、青州府北部、莱州府等区域，其中青州府北部为聚居密度最高之地。枣强地处山西移民进入山东的最便捷通道，受山西移民推动，成为区域移民中转枢纽。

曹还指出，所谓“枣强人”，可能是真定府乃至河北中南部移民的“代名词”，类似洪洞之于山西移民的符号化作用。枣强在元代为中等县（户数2000-6000），本土输出规模有限，大量“枣强移民”实为经此中转的山西移民或河北他地移民。

我认为《中国移民史》一书关于“枣强迁民”的论证缺乏事实基础，不足为据，论证如下：

首先，明代官方资料没有任何关于枣强人外迁或枣强作为迁民中转站的记载。《明实录》、《明史》等记载中没有任何枣强直接外迁或中转外迁的记载。更关键的是，明嘉靖、康熙两版《枣强县志》中，完全没有任何关于“向外输出数十万移民”的原始记载，这一核心事件在发源地的官方史志中竟无迹可寻，足以说明其传说性质。

其次，明初其他省份人口的确有迁入山东的记载，但数量有限，占比很低。

1.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迁山西泽、潞二州民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间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2.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按每户50亩计算，则迁26072户）

3.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奏：山西民徙居彰德、卫辉、怀庆、广平、大名、东昌、开封，凡五百九十人户。

再者，山东省的人口流动更多的是省内调剂垦荒，由青、兖、登、莱、济南等府迁往东昌府。

1.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监察御史张式奏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无恒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

2.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山东布政使杨镛奏：青、兖、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一千五十一户，四千六百六十六口。

再者，在明初枣强乃至河北的广大地区不仅不具备百姓外迁的人口规模，而且是山东人的迁入地。嘉靖《真定府志》卷十二记载“真定自永乐初地旷人稀，徙齐、晋人户以实之”，说明山东是人口迁出地，而非迁入地。

洪武三十四年，枣强7731人，永乐10年，9847人。洪武年间，预估冀州（领县四）全域人口约5万人，根本不可能外迁，更不可能成为“代名词”。

恰恰相反，不管是从正史和相关家族记忆中，都有明初山东人迁到冀州的证据。

永乐七年（1408年），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从之。仍命户部徙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徙八百余户。

冀州北金村为明洪武三年，从山东省寿光县丰城乡迁民建村；西王庄王氏为永乐二年由山东迁来；北漳淮乡肖家庄和南小寨村后街杨氏，为兄弟三人于永乐三年（1405年）夏五月由山东省诸城县石草村迁来；肖家庄肖氏先由山东迁到南宫，后又迁到肖家庄。枣强有明确记载为明初由山东迁来的姓氏就有三十多个。新屯镇居家庄屈氏始祖居太志于洪武年间由山东青州花里庄迁来；枣强镇老官里李敬于洪武二十九年由山东益都县水关迁来，其岳父为知县李价；新屯镇东岳庄王杰于永乐二年由山东大王庄迁到此地；新屯镇马庄马氏始祖马守城于永乐年间由山东莱州府高密县水沟头村迁来，一支迁马屯，一支迁王均苏庄；

最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民”本来就是个历史谣言纯属虚构的“历史”——“洪洞大槐树移民”。即便是真实发生的山西泽、潞民去往山东东昌府，最优路线是直穿河南或途径邯郸，不可能将枣强作为中转站。

综上所述，明初山东省整体为人口迁出地，仅东昌府接收一定数量山西迁民，同时还有大量省内调剂的人口迁徙。明初枣强人口不可能外迁，枣强也不可能是山西迁民的中转站。

注：明洪武年间，东昌府辖二州十六县，府辖聊城、堂邑、莘县、博平、茌平、清平、冠县、临清县、丘县、馆陶县等；高唐州领恩县、夏津、武城；濮州领范县、观城、朝城；

（转录于此，仅供参考）

2026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