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约淳，字博成，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清代顺治朝进士、地方官员与学者。因史料记载分散，其生平细节与家族脉络长期语焉不详。今结合进士题名录、方志、谱牒、著述信息及浙东学术背景，对其生平事迹与家族关系进行系统考证。

一、生平事迹考证

（一）科第出身 朱约淳的科举履历有明确文献佐证。《光绪明清两代进士题名录·大清顺治十八年进士题名碑录辛丑科》记载，其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登辛丑科进士第三甲第一百六十九名，获赐同进士出身。清人朱彭寿所著《清代人物大事纪年》进一步补充，明确其“字博成，浙江余姚人”，与题名录记载互为印证。 顺治十八年为清世祖福临在位末年，此科录取进士三百余名，朱约淳位列三甲中游，其科举成绩反映出扎实的传统学术功底。时值清初政权巩固之际，三甲进士多授地方官职，这也为他后来的仕途埋下了伏笔。

（二）仕途经历 史料明确其官至山东泰安县知县。泰安作为泰山所在地，兼具政治象征意义与地方治理重任。然目前尚未发现朱约淳在泰安任内的具体政绩记载，如赋税、刑狱、民生等方面的举措均无详述。清代泰安知县多有参与泰山文物保护、祭祀管理等事务，毛澂等后任知县曾主持重修古迹、整顿风俗，但朱约淳是否有类似作为，因文献缺失暂无法考证。其任职起止时间亦未见于记载，仅能确定大致在顺治十八年后的康熙朝初期。 从其字号“博成”推测，其人可能注重学识广博与事功成就，这一特点或在其地方治理中有所体现，契合清初经世思潮。

（三）学术著述 朱约淳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于地理专著《阅史津逮》。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该书以“阅史不谙地理，无由识其形势”为编纂宗旨，考订历代典籍中的地理讹误并配图说明。全书包含历代疆域图11幅、割据图8幅、省会图17幅、九边图11幅，另有漕河、海运、黄河、域外等图及天文图，合计53幅图，系统梳理了从《禹贡》至明末的地理沿革。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省会图》仍保留北直隶、南直隶名称，且福建省图未纳入台湾、澎湖，可推断其初稿成于明末，入清后未及修订便已问世。这一细节既反映出明末清初地理学术的传承特点，也暗示朱约淳可能在明亡前已开始学术积累，入清后延续研究并最终成书。

二、家族关系考证

（一）家族归属 朱约淳的家族归属可通过余姚朱氏谱牒明确。清道光五年（1825年）朱文治主修的《余姚朱氏宗谱》记载，该族始迁祖为北宋熙宁间兵部尚书朱廷碧，其自鄞县移居余姚双雁乡冠佩里，后代繁衍形成望族，朱约淳即出于此族。该家族历史悠久，外纪始祖可追溯至汉代朱邑，内纪始祖为宋代朱瑞，奠定了深厚的家族文化根基。 余姚朱氏为明清浙东望族，以理学、科举与藏书闻名。朱约淳虽个人记载有限，但其姓氏与籍贯明确指向这一显赫家族。

（二）族内重要人物关联 此族走出多位历史名人，与朱约淳构成同宗脉络。其中最著名者为明代学者朱之瑜（字鲁屿，号舜水），作为明末清初反清复明志士与中日文化交流先驱，其学术思想对日本明治维新影响深远。清代另有朱文治，亦为该族代表人物，主修宗谱留存了家族世系关键信息。 朱约淳与朱之瑜的辈分关系尚未见明确记载，但二者同为朱廷碧后裔，且朱之瑜生于1600年，朱约淳顺治十八年（1661年）中进士，推测二者可能为叔侄或堂叔侄关系。朱之瑜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疏理学，而朱约淳编纂《阅史津逮》注重地理实用价值，与这一家族学术传统存在内在契合。 然而，朱约淳选择科举仕清，与朱之瑜坚守抗清立场迥异，二者立场的分化，也反映了明清鼎革之际士人面对时代洪流的不同抉择。

（三）家族文化特征 余姚朱氏自北宋迁居以来，形成了“以儒立身、经世致用”的家族传统。朱廷碧以兵部尚书致仕，开启了家族仕宦传统；朱之瑜将实学思想传播至日本；朱约淳以进士入仕，兼修实用地理专著；晚清朱元树作为该族“一本堂”后裔，中光绪进士后赴日研习法律，延续了家族“仕学相济”的传统。 这种传统的延续，印证了余姚朱氏在明清时期持续的文化影响力，朱约淳正是这一传统中的重要环节。余姚朱氏在明代科第鼎盛，如朱冠（嘉靖进士）、朱赓（万历内阁首辅）等，朱约淳于清初登第，可视为家族科举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其“字博成”所蕴含的追求，也深受浙东学派“博通经史”之风影响。

三、历史背景与考证余论

（一）清初余姚士人的生存策略 朱约淳之仕清，折射出清初江南士人的复杂选择：一方面，清廷通过科举吸纳汉人精英；另一方面，余姚作为抗清重地（如王阳明余姚学派影响），士人需在气节与仕进间权衡。朱约淳或代表一类务实士人，通过科举维持家族地位，而非如遗民般隐逸。其名“约淳”暗含“守约返朴”之意，字号“博成”则强调事功，矛盾中可见时代印记。朱约淳所在的余姚朱氏家族，与当地黄宗羲、吕留良等家族交游密切。虽朱约淳未见直接交往记载，但其生存环境必受浙东学术圈熏陶。其在泰安知县任上，或与山东余姚商帮有所互动，体现了士商地域网络的存在。

（二）考证局限与未来方向 朱约淳的生平与家族研究仍存在诸多待解之处：

其一，其生卒年、字号细节（仅知字博成，号不详）、泰安任内具体政绩等核心信息尚未发现记载；

其二，《余姚朱氏宗谱》存卷仅载世系，未及朱约淳支脉的详细传承，其直系先祖与后裔情况不明；

其三，《阅史津逮》的具体编纂过程、版本流传及学术影响，仍需更多文献佐证。 尽管如此，结合现有史料可明确：朱约淳作为余姚朱氏望族成员，承继了家族“仕学合一”的传统，其科举履历与学术著述印证了清代初期浙东士人的典型发展路径；而《余姚朱氏宗谱》的记载则填补了其家族归属的关键空白，为理解其学术与人生选择提供了家族文化背景。 朱约淳作为清初普通进士，其生平虽乏显赫事迹，却是观察明清鼎革期浙东士人家族策略的典型案例。其家族背景、科举轨迹与地域网络，共同构成一名县级官员的生存图景。今后若得见《余姚朱氏宗谱》未刊部分或泰安县志，或可进一步考证其姻亲、交游与政绩，深化对清初基层士人生态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光绪明清两代进士题名录·顺治十八年进士题名碑录》2. 朱彭寿：《清代人物大事纪年》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4.朱文治主修：《余姚朱氏宗谱》（清道光五年版）5.《清史稿·选举志》6.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7. 余姚地方志及朱氏家族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