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末路的时候，人的选择的多样性就表现得更加突出。尤其在分不清“忠君”和“爱国”的情形下，当作为“国家”象征的皇帝突然消失之后，“爱国”变成了一个没有目标的事情，所以除了一些死硬的“忠臣”还在“卫国”之外，更多的人选择的是顺从新王朝的统治。新政权的控制者自然明白这一点，所以在政权尚要稳定的时候，就会出许多安抚的政策，安抚前朝的官吏，安抚治下的百姓。当然，更不会忘记安抚士人。而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代里，安抚士人的最佳策略，就是诱之以利禄之途。这就是为什么清朝入主中原并定都北京后，很快就开科取士，而在顺治三年首科录取的400名进士中，居然有189人是明代的举人。
背景并不那么隐秘。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清顺治元年的三月，大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吊死在煤山，明朝的“国家”象征就此消失。虽然之后还有几个南明小皇帝，但逃窜流亡的政权毕竟树立不了鲜明的“国家”形象，所以，当清政权的统治者大败李自成的农民军并攻占北京城之后，一个新的“国家”政权的形象就开始形成。为了安抚民心，清政权在北京实行了许多安定的政策。其中如免雉发之令、以帝王之礼安葬崇祯，都有效地缓解了当时士民的抵触情绪。顺治元年九月，清政权将都城从沈阳迁往北京，十月一日，举行了顺治皇帝的登基大典，标志着新王朝正式从东北一隅的王国走向统一全国的政权。在登基诏书中，有一条这样写到：
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凡举人不系行止黜革者，仍准会试。各处府州县儒学食廪生员，仍准给廪。增附生员，仍准在学肆业。俱照例优免。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凡是在前明上学以及考中举人的，我清朝全部承认其资格和学历，举人可以直接参加会试，学生照旧享受先朝的待遇。
不难发现，这条命令里面包含了浓厚的安抚前朝士人的企图。与李自成大兵攻进北京城后拷掠百官、羞辱士民的行径相比，两种做法的政治谋略高下立判。
清朝的臣子们显然对上层的这份意图也有充分的理解。顺治二年闰六月，招抚云贵右侍郎丁之龙条陈滇黔事宜，其中就有一条“开科取士”。同年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更是在上疏中说道：
近有借口薙发反顺为逆者，若使反形既露，必处处劳大兵剿捕。窃思不劳兵之法，莫如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行蠲免，薄税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随逆之心自消。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观点。因为它打破了人们习惯上认为科举用以选才的印象，而把它变成了一种政治权谋。所以，在清初的统治者眼里，“开科取士”乃是打着选拔人才的旗帜，干着消弭士人抵抗之心、进而将他们转化为王朝政权的维护力量的勾当。
带着这样的企图，顺治二年，清政府在政权局面相对稳定的北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和江南举行了乡试。顺治三年二月，举行了首科会试，并以“人文宜广”为口号，增额录取了400人。除30人未参加当科殿试（其中29人参加了顺治四年、六年的殿试，1人一直未殿试）外，其余370人均在同年三月殿试后成为了进士。
会试录取的400人中，有189人是明代考中的举人，其中172人成了当科370名进士的成员，占了46.5%。
172人的地区分布如下：河南45人，山东44人，北畿41人，山西35人，陕西3人，浙江2人，江南、湖广各1人。
这种分布的差异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人数多的4个省正是清廷最先平定的地区，陕西、江南、浙江也刚刚在顺治二年平定，而其他省区还在招抚之中。由于时间仓促，会试原定二月初九日举行，最后推迟到二月十九日，但很显然，还是有许多考生没有赶上会试。而北畿、山西、河南、山东得益于空间距离上的优势，最终在这届科举中取得了好成绩。
或许有人会认为江南、浙江、湖广的人少，和当时这几个地区士人的抗清意识有关。但这显然是个错觉。抗清活动对这届科举的最大影响，就是给交通带来了不便，而不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士人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抵制了考试（当然不排除有这样“理想”的人）。理由很简单，在顺治朝的8届殿试中，共有546名明代举人直接参加了会试，其中江南89人，山东83人，河南75人，北畿74人，浙江57人，山西51人，湖广41人，福建27人，陕西26人，江西14人，广东8人，贵州1人。看看这个数据，首屈一指却是江南，就知道这些举子们对大明王朝的忠心，远没有对追求科名的热衷程度高。
回到顺治三年的殿试，172人中，一甲2人（总数3人）、二甲43人（总数77人）、三甲127人（总数293人），共有20人被选为庶吉士，最大的官做到保和殿大学士，还有2人做到尚书，8人做到侍郎，3人做到通政使，6人做到布政使。这些人，都是世俗观念上的出类拔萃者。
172人中，考的时间最久的是山东齐东人张梦蛟。张梦蛟生于万历三年（1575），万历二十五年（1597）就考中了举人。从张梦蛟坚定地要“必成进士而后已”来看，他应该是持续地参加了之后的会试的。而从万历二十六年到明末的会试共有16届，他是否全都参加已经不得而知，但肯定参加了不少次。到了顺治三年，他已经72岁了，终于在新政权的首科会试中考中了第320名，成绩也不算优秀。
有意思的是，张梦蛟的家庭并非纯粹的草民。祖父张公朝、父亲张调元都是地方学校的学生，哥哥张梦鲸更是万历三十八年的进士。张梦鲸仕至陕西延绥巡抚，崇祯三年六月，因李自成攻陷府谷，援兵或逃或降，忧愤而死。想来张梦蛟的亡兄之痛有甚于亡国之痛，所以在新朝参加会试也无什么违和之感——当然，这也只是笔者的一种推测而已。
排在张梦蛟之后的是刘世祯，直隶东光人，万历四十年（1612）的举人，家庭情况不详。
第三名是李钟庚，山西屯留人，万历四十三年举人。祖父李思谦，隆庆元年举人，仕至汉中府通判。父亲李瑶，贡士，仕至陕西紫阳知县。这个家庭也不是普通的平民。
继续罗列这些材料没有意义。取曾祖、祖、父三代的身份进行观察，发现172人中，有135人祖上三代中有一人或多人具有进士、举人、生员和其他任职信息，占了78.5%。其中23人上三代曾出过进士，另外还有18人出过举人。这个事实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别以为平民之家的人更容易投靠新朝，其实，拥抱新朝更积极的正是在先朝脱离平民身份乃至做官的士人家庭。
更扩大一点说，顺治二年的乡试，6个省录取了565名举人，而其中江南145名中式者显然没有多少人参加会试（江南本科仅中式两人，其中一人系顺治二年举人。而此科乡试前后考取的进士有90人，可见当科会试者不多）。惜未获得这科会试的考生总人数，无法判断来自前朝的考生究竟有多少，但巨高的会试录取额意味着参加会试的考生也不可能太少，照此推断，这届会试的考生应该主要来自明代的举人。
事实上，除了投考的举人，还有3人是以崇祯十六年会试中式者的身份参加殿试的。席教事，山西临汾人，天启七年（1627）举人，崇祯十六年会试396名；邵士标，山东济宁州人，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十六年会试357名；雷鸣皋，河南卢氏县人，崇祯六年（1633）举人，十六年会试274名。王朝鼎革时，前朝的未殿试者可以补殿试，这也是科举史上的奇观了。透过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清廷刻意营造的新朝政权实乃前朝政权的延续的印象取得了成效。
不能不说清初统治者的政治欺骗手段玩的很高明，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快速拥抱新政权的前朝举人，打小就浸泡在“忠君爱国”的教育中。甚至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一说十三日），崇祯皇帝还在罪己诏中号召“忠君爱国，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谁无公愤”。按理说，饱受“爱国”教育的士人个个都应该效忠了，但现实的情况是，在“流寇”肆虐时，“士节不振，廉耻风微，倡逃迎降，出自士绅”（户科给事中介松年语），早已把“忠君爱国”抛在了脑后。所以无论是面对李自成，还是面对后来的清政权，大批的士人并不以投靠新主为羞耻。更何况清兵入关时，打的旗号还是“灭流寇以安天下”，又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降清更变成与降寇性质不同的事情。
应该谴责这些人没有“爱国”之心，还是应该审察这种“爱国”教育存在的问题，的确让人颇费思量。但无论如何，历史上的士人用他们的行动作了说明。它告诉人们：“家天下”的体制下，天下是皇家的而不是百姓的，所以，国不知有民的时候，民自然也就不知有国了。
最后，用一个小事件作为本文的结尾：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二日（1645年6月15日），逃到芜湖的南明弘光帝被清军活捉，二十五日被押解到南京。南京的百姓不是痛哭流涕，而是夹道唾骂，甚至有投瓦砾者。而就在此前的五月十五日，清军才进入南京。进入南京时，南明勋戚、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三十一员，都督十六员，提督一员，副将五十五员并城内各官尽皆出城迎降。——别忘了，南京曾经是明朝的首都，并长期是明朝的陪都，它的民众应该是长久接受“忠君爱国”的教育的。
原创 吴宣德 無用閒譚 2025年9月5日 05:53 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