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三年的会试是清代的首科会试，一共录取了400人，其中370人参加了当年的殿试并成为进士。这科殿试还有3人来自崇祯十六年的未殿试者，所以顺治三年殿试的最终人数是373人，其中第一甲3人，第二甲77人，三甲293人。由于是新朝的首科进士，研究一下他们的任职，对了解清代科举之于官制的影响是有益的，这就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一、任职规定及初仕状况

殿试后进士的任职，自元明以来就形成了一些比较稳定的做法。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诏行科举定制，就规定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元史·选举一·科目》）。明洪武四年首科进士，第一甲第一名授承直郎，正六品；第二名及第二甲均授承事郎，正七品；第三甲授将仕郎，正九品（见《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又规定：第一甲等一名从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还规定：“第一甲第一名除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除编修。其余分送各衙门办事，内外以次兼除。”（《万历明会典》卷五《选官》）但具体的任职显然后来还有变化。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一四《事部二》中说：“本朝止于三甲，而一甲入史馆，二甲授六曹，三甲出为郡县。”郡县是指任推官和知县，属正七品，则与三甲授正八品的规定不符。

因为有着元明的实践，清朝开科的时候，对进士的授官就有了可以依据的先例并加以合理化的条件。顺治三年三月殿试结束后不久，吏部右侍郎金之俊等人就上奏道：

故明旧例：进士四百名，二甲选部属、知州，三甲选评、博、中、行、推官、知县。不论名次，每逢内外兼用，政体人情，均属未协。今开创之初，法宜变通。臣等拟二甲前五十名选部属，后二十名选评、博、中、行，三甲前十名选评、博、中、行，十一名至二十名选知州，二十一名至七十名选推官，余尽选知县。庶政体人情，俱得其平。（《清世祖实录》卷二五）

这个建议马上得到了上层的批准。所以这一科进士除一甲3人直接授官，二、三甲中的46人被选为庶吉士另外培养，10人被特授为给事中、14人被特授试监察御史外，其余300人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观政结束后，就按照金之俊等人的建议进行了授职。全部授职的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除特授官职者外，其余进士的授职都严格执行了金之俊等人建议的方案。

授为六部主事的人共31名，但吏部无人，而刑部最多，其次是工部和户部。这种分配，应该和六部职能及时局有关。如刑部主管刑名，而所任命的14人分别为陕西司3（1人未任卒）、河南司2、浙江司2、湖广司2、四川司2、贵州司2、云南司1.人，都应该和当时地区的平定状况和机构的增设有关。陕西司主事万惟枢的传中称，“往刑部只十三司，时新增江南一司，左右乏人，又缺郎中。堂官以枢练达老成，本司外兼管江南司印务”（《康熙曹县志》卷一四《人物·国朝名贤》），可以想见当时职位缺人的情形。又如工部的8人中，有5人被授为都水司主事。都水司主事掌管水利、河防、桥梁、道路等，则应该和经济建设、军民交通有关。从这一点来看，科举用以选拔官员的基本职能还是得到了充分体现。

46名庶吉士，除2人去世、2人被革职外，其余42人在接受了一年的教育后，于顺治四年先后被任职。其中二甲留下的18人中，有16人被授为弘文院、秘书院、国史院的编修，1人获授给事中，1人获授监察御史；三甲留下的24人中，14人被授为检讨，6人被授为给事中，3人被授为监察御史，1人被授为礼部主事。编修、检讨都是通常所说的史官，给事中和监察御史则是言官（谏官），可见庶吉士的初始职位是典型的文职。

知州、推官、知县都属于地方官，他们的任职与清廷的控制区域具有一致性。以知县为例，任职者按省分布，则山东39人，北畿36人，山西35人，河南26人，江南24人，江西12人，陕西11人，浙江5人，湖广5人，都标示出清政府当时的控制区域，也意味着顺治三年的科举在补充当时的官员队伍上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升迁和最终任职的差异

从上文可以看出，进士中式的名次对初仕的任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最初的授职对未来的仕途究竟有何影响呢？

以表1的任职分类为基础，我们把各进士的最终职位列表如下：

明：1.“官品”栏，1b指从一品，2a指正二品，其余以此类推。因清初官品有变化，此处据康熙《清会典》卷六并参照万历《明会典》卷一〇确定，不一定与顺治初年的官品相符。

2.凡已授职而未赴任者，计入所授职。

继续将各品的人数统计如下（剔除4名未任职的庶吉士）：

综合上下两表，可以看出，从任职的最终结果来看，特授给事中和庶吉士通常能做到高官，而第二甲51名之后的进士，几乎没有人做到正三品之上的职位。

特授给事中的10人，除3人因死亡（1人）和降职（2人）停留于给事中的职位上外，其余7人中，做到从二品及之上职位的就有5人。另一位最低做到光禄寺少卿（正五品）的，也是因为在弹劾旧辅陈名夏上态度暧昧被降职，再重新升迁上去的。可以看出，由最高层直接选中的人，在仕途上似乎更容易得到信任，以致有更好的升迁前景。

庶吉士是经过特别选拔并进行再教育以备大用的进士，虽然所授职是史官和谏官，但最终的升迁却是大多数进士不敢望其项背的。这届进士出了3名大学士，除状元傅以渐外，其余2名均出自庶吉士。此外，本科所出7名尚书中，也有4名出自庶吉士。46名庶吉士中，三品以上的官员就占了23位。而6位仅做到御史、给事中、检讨的，则有2位因丁忧改补职位，1位降职，1位因事死于战乱，1位卒于官，1位不详，推测其中多数人可能较早亡故或离职，所以职位只保持在初仕的状态。此外还有一位仅做到左赞善的是山西阳城人乔映伍，则是因为继母年老疏请终养后未再补官所致。

属于特别授职的还有14位试监察御史，其中有4位被革职，2位卒于官，剩下的8位也做到了从四品以上的官职，最高的做到刑部尚书。监察御史是个得罪人的职业，被革职的人比较多，大概与这种职业特点有关。

与这些人相对比，属于外官的知州、推官、知县、教授似乎就有点不那么幸运了。总共247名进士，除了教授毕振姬升到布政使却因病未赴任外，其余246人中，仅4人做到了正三品的侍郎，更多的人是在正五品以下的职位上折腾。特别是知县，193人中，有139人因各种原因仕止于知县。知州的人中，也仅1人升至正三品，1人升至正四品，3人原品不动，3人降职。41名推官中，也有18人原品不动。外官都是政治治理第一线的官员，这种升迁状况，除了仕历起点较低带来升转的时间过长外，也可能还意味着离实政越近，越有可能被纠错，因而导致升迁的困难。

三、小结

由于太过于繁琐，我们未继续去梳理迁转过程对最终任职的影响，但从我们的直观观察看，除自然死亡、被处死、被革职、回家养亲、弃官等原因外，影响进士职位升迁的主要障碍是职位迁转上的序迁制度以及上级官员乃至最上层的认可程度等。而中式的名次决定了初次授职的品级，初次授职的品级又对后来的职位升迁举足轻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行政一线的知县等官员的最终仕历远远不及京官出身的文官，这种升迁状态是否会带来政治决策上的问题，也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顺治十年之后，内外官的互转（外转内升）逐渐成为一项制度，虽然对文官决策脱离实际具有纠偏作用，但京官外转通常职位较高（布政司参议、按察司佥事等），并非真正亲民的职位，而内升的高层官员往往又是先前外转的官员，这些官员最终占据了政府的高职；由推官、知县内升的较低职位的官员，不仅有科目、任职年限以及政绩考察、举荐次数等条件的限制，而且人数也非常有限，相对于庞大的基层官员队伍而言不啻杯水车薪，所以大多数基层官员都需要按部就班地在升职道路上等待机遇。在这个意义上，科举考试不仅充当了选拔官员的手段，也预定了官员的仕途前景，对政治决策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信息来源:无用闲谈）

注：本届进士有包含朱之锡

世界朱氏网编辑部

2025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