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不仅是南宋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推进中国古代书院发展与普及的一代儒宗。

书院(亦称精舍)，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是以私人创办为主、教学活动与印书、藏书、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教育机构。书院始于唐代，兴起于北宋，而南宋是我国书院发展的极盛时期，其时书院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和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

据史料统计，宋代共有书院173所，其中南宋建136所，占书院总数的 78.6%,几乎取代了官学而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名师巨儒大多集中于书院之中，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南宋书院的发达与后世书院的连绵不绝与朱熹的贡献密不可分。

据史料记载，朱熹创建、修复、读书、讲学、撰记、题诗、题词或题额的书院达六十余所，遍及闽、赣、浙、皖、湘等广大地区，对中国古代书院和文化的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

一、朱熹创建的书院

朱熹所处的时代，正值南宋中后期，佛道盛行，道观寺庙遍布各地，传统儒学的独尊地位被打破，再加上金、蒙南侵，山河破碎，官学教育已有名无实，文教事业陷入停滞状态。面对这种局面，作为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忧心忡忡，他以“传道济民、敦励民风”为己任，创书院，建精舍，开领讲学之风。

（一）朱熹创建的大同书院

始名谓:同安县学教思堂。这是朱熹创办的最早学堂。绍兴二十三年(1153)七月，朱熹被朝廷任命为泉州同安主簿，协助县令管理簿书、赋税和教育。朱熹到任后不久即创办了同安县学教思堂。

据清道光《 重纂福建志》卷六三（学校同安县）载:“绍兴二十三年，朱子为主簿，兼治学事，建教思堂。选秀民为弟子员，设讲座，集官书建阁藏之”。

另据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九《名宦朱熹》载:朱熹当年曾“建经史阁，作教思堂，访求名师徐应中、王复等以为表率，日与讲论正学，规矩甚严”。当时，朱熹创建的教思堂内设: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

经朱熹多方征集、经史阁内得书一百九一卷，县学中故存书丢而复得者三十六卷，抚府赐书九百八十五卷。为激励诸生，朱熹于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公元 1155），立故丞相同安人苏颂祠于教思堂。当年，教思堂内师生诵说，经典弗具，学者四来。

为纪念朱熹在同安教化之功，嘉定五年（公元1212）也就是朱熹逝世后的第十二年，知县毛当时就将同安县教思堂改建成朱文公祠。到了元惠宗至正十年(公元1350)，同安知县孔公俊又加以扩建朱文公祠，并请皇帝赐名曰:大同，又称大同书院。

（二）朱熹创建的燕南书院

朱熹在任同安主簿期间，还到过厦门对面的金门岛，于其创立燕南书院，这是朱熹创建的第二所书院，后于其址建朱子祠。

金门古称浯州又名仙州，在南宋隶属泉州府同安县辖地(1914年设立金门县)。对朱熹创建燕南书院，香港朱石年先生在《访金门朱夫子祠》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一代大儒朱熹主簿同安，便在岛上设立‘燕南书院’以弘扬礼教，且命民知义礼。自此，岛上弦歌处处，舞雩归咏春风香，从此，‘海滨邹鲁’享誉四方”。自朱熹创立燕南书院后，仅宋一朝，邑中凡进士六人均出自燕南书院。

金门有书院亦自燕南书院始。金门百姓为感念朱熹，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集资在书院遗址内建立“朱子祠”，1968年又按原貌重修。

（三）朱熹创建的寒泉精舍

这是朱熹创建的第三所书院。寒泉精舍在福建建阳城西二十余里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今莒口镇马伏村)之侧面，原名寒泉坞。

此地峰峦尖秀，峭拔万仞，远望如画。乾道五年(1169)九月，朱熹母亲祝夫人病逝。次年正月，卜葬于寒泉坞，朱熹在此一边守墓，一边读书，一边著书立说，以文会友，前后达五年之久。

寒泉精舍是朱熹授徒讲学和著述的第一个高峰期，在这前后，从学于寒泉精舍的朱熹门人有许升、范念德、黄干、刘清之等二十余人。

朱熹在寒泉精舍完成的著作有《家礼》《论孟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西铭解》《太极图解》《通书解》《程氏外书》《古今家宗祭礼》《阴符经考异》《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孟或问》《诗集传》《周易本义》等二十余部。其中《 周易本义》《西铭解义》和《太极图说解》是他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淳熙二年（公元1175）四月，与朱熹、张栻同被称为“东南三贤”的南宋哲学家、文学家吕祖谦来建阳看望朱熹，俩人相聚在寒泉精舍40余天，讲学之余还互相切磋砥砺诸子之学。他们研读“四君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之全书，撷其精华诠释编撰成儒学巨著《近思录》，成为理学人门的必读书，也为我国古籍研究最早的哲学文章选集。

（四）朱熹创建的云谷晦庵草堂

这是朱熹创建的第四所书院。位于福建建阳县崇泰里云谷山庐峰之巅。朱熹母亲墓地、寒泉精舍与朱熹故居五夫潭溪相距百余里，由于来往路上五夫、寒泉路遥，他便在五夫与寒泉崇泰里庐峰之巅的云谷构建了三间草堂，于淳熙二年（公元1175）七月建成。匾曰“晦庵”，作为中途歇脚之所，这就又成了朱熹另一处栖息著述讲学之所。

当时，从朱熹在晦庵草堂讲学、著述的弟子有蔡元定、刘蠊、刘炳、廖德明、刘纯叟、吴公济等人。蔡元定还于崇泰里西山建西山精舍，与朱熹云谷晦庵草堂遥遥相对，二人还各自在草堂、精舍建灯台，晚上悬灯相望灯明则无事，灯暗则有疑难，多次日相聚，研讨、解难。

新近编撰出版的《建阳县志蔡元定传》这样写道:“朱熹于建阳云谷建成晦庵草堂，元定也在西山建精舍设疑难堂。两山相对，夜间悬灯相望，灯暗则示学习有疑难，次日往来切磋研讨。”云谷晦庵草堂处环境幽雅。朱熹晚年曾对门人沈侗说:“某尝登云谷，晨起穿林薄中，并无露水沾衣。但见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海洋，群山仅露峰尖烟云环绕往来，天下之奇观也”！云谷晦庵于元季倾圮。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朱熹九世孙朱格重建，改名为“云谷书院”。

（五）朱熹创建的武夷精舍

这是朱熹创建的第五所书院。在福建武夷山五曲隐屏峰下。淳熙九年(1182)七月，朱熹在浙江提举任上弹劾贪官唐仲友遭朝廷奸臣排挤，无奈辞官归居武夷。辞官归居武夷后，五十三岁的朱熹亲自擘划、营建武夷精舍。

淳熙十年（公元1183）四月，武夷精舍在五曲隐屏峰下正式落成，是当时武夷山一大建筑，人称“武夷之巨观”。

据朱熹《武夷精舍杂咏诗序》载，精舍建成之初布局是:隐屏峰下两麓之间有三间房屋，名为仁智堂。堂的左右有两间卧室，左为自己居住的，名隐求室;右边是接待朋友的名止宿寮。左麓之外，有一处幽胜的山坞，坞口垒石为门，称石门坞。坞内另有一排房屋，作为学者的群居之所，名为观善斋。观善斋前有两座亭子，名晚对亭和铁笛亭。在寒栖馆处，则绕着一圈篱笆。截断两麓之间的空隙，当中安着一扇柴门，挂有“武夷精舍”的横匾。

武夷精舍落成后，朱熹在此著述讲学前后有八年时间。写成的著作有《易学启蒙》《孝经刊误》《小学》《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此外，还有《武夷精舍杂咏》十二首并序、《武夷棹歌》等一批诗文和书信。

朱熹在武夷精舍，除研究学问外，主要是聚徒讲学，四方学者与门人闻风盛集于精舍，八年期间朱熹培养知名门生达百余人。所以有“紫阳夫子讲习武夷之称”。

清乾隆《武夷山志》卷前史贻直《序》曰:“朱子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风流相继。迄元明以至于今，而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皆讲学此山者，而山之名遂以甲天下”。由此可见，武夷精舍的学术之盛和其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

武夷精舍经历代重臣、硕儒的修葺增建，规模日益扩大。南宋末，重建名曰紫阳书院，明代改为武夷书院。

清康熙皇帝为了弘扬朱熹治学精神，特赐御笔“学达性天”的匾额。

朱熹立精舍于武夷山名胜之地，成为数百年来文人学士游览朝圣之所。1999年，在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整治中，有关部门筹资对遗址原貌进行恢复重建，2003年12月正式对外开放，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书院建筑雄伟壮观，不改精舍原有的风格面貌，外观是仿宋建筑，内分四个展厅，清晰地再现南宋时期朱熹生活、教学情景和理学文化，以及前人、同仁、门人、后人在武夷山的学术活动。书院内还摆放一块出土的“神道碑”，如今巳成为镇舍之宝。

（六）朱熹创建的竹林精舍(又名沧州精舍、考亭书院)

这是朱熹创建的第六所书院，也是他毕生创建的最后一所书院。在福建建阳县城西五里，今属福建南平市，旧称三桂里，也谓考亭。

绍熙二年（ 公元1191），朱熹因在此前漳州知府任上推行“轻赋敛、正经界”受挫。本年三月，长子朱塾早逝，精神上受到双重打击，故于四月下旬辞去府职，将其家从崇安五夫迁居建阳，次年建”竹林精舍”于考亭，广收门徒，聚众讲学。竹林精舍始建时，资金不足，所建规模不大。

绍熙五年（公元1194），因生员增多，朱熹便将精舍加以扩建，本年十二月扩建完工，更名为沧州精舍，此时的精舍已是一处比较像样的书院建筑，精舍占地面积达九十多亩，规模与影响均超过其所建的其他书院，四方学子不远千里负笈而来，新从学的朱熹门人达百余人，加上原在寒泉、云谷、武夷等各处弟子又追随朱熹就学于此，“群贤毕至”，门生云集，最多时达二百一十四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

朱熹晚年遭奸臣迫害，被污为“伪学之魁”，自号“沧州病叟”，并写下一首有名的《沧州歌》(即《水调歌头》)，其中有谓:“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处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州”。

晚年朱熹虽处于逆境，仍然顽强的传道授徒，著书立说。这一时期，朱熹在沧州精舍写成的著作有《孟子要略》《韩文考异》《书集传》《楚辞集注》《周易考同契》《仪礼经传通解》《伪学辨》等。

宁宗庆元六年(1200)庚申三月初九乙丑，作为一代宗师大教育家殁于沧州精舍。他在病逝的前三天，以惊人的毅力躺在病榻上完成了《楚辞集注》一书的最后删改定稿。

朱熹逝世后，淳祐四年（公元1244），理宗御书“考亭书院”。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康熙御书“大儒世泽”匾额，配以“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心传”联。

书院经历代重修，规模越来越大。一百多年前，书院毁于一场大火。书院遗址于解放后建成水库，今仅存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建立的“考亭书院”石牌坊和上个世纪末在书院原址左边山上新修复′的文公祠，造型古朴典雅，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二、朱熹修建兴复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睢阳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其中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与朱熹有着不解之缘，朱熹主持修复了当时已“埋于榛莽荒草中”的白鹿洞书院，使其扬名于国内外，俊彦云集。又两度到岳麓书院主持讲学，传授理学，扩建院舍，使岳麓书院声名显赫，成为众多学子心驰神往的千年学府。

（一）朱熹修建兴复的白鹿洞书院

朱熹修建兴复的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九江庐山南麓五老峰下，它是一处河谷小盆地，周围高而中间低凹，四面环山，山上苍松翠竹，郁郁葱葱，溪道横贯其间，宛如银带。

唐德宗贞元后期，著名诗人李渤、李涉兄弟二人曾在此处隐居、读书。李渤隐居时曾养一只白鹿，很有灵气，能听人使唤，被山村居民视为神鹿。所以人们就称李渤为神鹿先生，他们兄弟隐居的山凹亦被称为白鹿洞。

唐朝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李渤任江州刺史，他便在白鹿洞这个原来隐居过地方“引流”、“植花”、“树木”“创建台榭”。白鹿洞从此成为文人学士读书处。

南唐时为庐山国子监号称“庐山国学”。此后历经兴废，皇祐末年毁于兵火。

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三月，也就是白鹿洞书堂被毁一百二十五年之后，朱熹受命知南康军。

南宋时，白鹿洞学馆遗址归南康军星子县管辖，朱熹上任不久，即张榜、行牒，广为征询白鹿洞学馆遗事往迹。同年秋天，又察看了白鹿洞遗址。当时学馆屋宇破坏严重，巳“鞠为茂草”，仅有地基、石基可辨往年规模，朱熹感叹不已，迅速决定加以修复。

据现有史料记载，朱熹为兴复白鹿洞书院，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发牒分派南康军属僚和星子知县筹措兴复书院诸事;

二是向朝廷奏请《申修白鹿洞书院状》，请求以重其事;

三是没等朝廷批复，便动员属僚筹措资金购置院田，建成屋宇二十余间;

四是遍求江西诸郡图书藏之，设立四书五经教材，刊刻《论孟要义》等，聚书、藏书以备生徒学习阅览;

五是招收生徒入学，时有姓名可考生徒约二十余人;

六是请好友吕祖谦为书院撰《白鹿洞书院记》，此记今有文存;

七是自兼洞主，亲自升堂讲学;

八是邀请陆九渊赴白鹿洞登台讲学，留下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讲义》,朱熹门人刘清之、黄干、李燔、林用中等人相继在此讲学;

九是在白鹿洞书院之东，建“接官亭”。此处悬崖峻峭，下临湍涧，原为北宋元佑间李万卷校书处。据勘书台庐山志载:“朱熹兴复书院时，访求遗迹，建亭于此”。凡是来书院的官吏到此，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步于书院；

十是淳熙八年（公元1181）三月，朱熹离南康就任浙江提举时，特给其下任知军钱闻诗遗三十万钱委托建成白鹿洞书院礼圣殿。

礼圣殿是书院的主体建筑，它是一座对孔子礼教的殿堂，相当于佛寺里的大雄宝殿。更为重要的是，朱熹亲自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或称《白鹿洞书院学规》，朱熹订的这个“学规”，提出了书院的教育宗旨、目标、内容、方法，以及为学程序、修身、处事、接物等一系列纲目。后成为南宋及以后历代书院的总学规。白鹿洞书院经过朱熹的修复，主持和讲学，名声大振，全国各地文人学者，封建贵族纷纷慕名前来，或讲学、或求教，使消沉了百余年的白鹿洞书院再一次“盛闻于人”，被誉为“海内书院第一，天下书院之首”。

白鹿洞书院的兴复，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学术界把其当作中国古代书院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82年檀香山国际朱子会议期间，冯友兰先生纪庆诗就是这样吟唱的。其诗称:

“白鹿薪传一代宗，流行直到海之东。

何其千载檀香月，也照匡庐洞里风”。

（二）朱熹修建兴复的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湘江西岸岳麓山下，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由潭州太守朱洞创建。

南宋初年书院遭到战乱的严重破坏。乾道元年（公元1165），湖南安抚使刘珙复建，并请张拭作记，主持教事。

当时岳麓书院规模并不大，据高令印先生在《朱熹事迹考》中载:“潭州太守朱洞始建书院时即构讲堂五间”。“湖南安抚使刘珙复建，为屋五十楹，大抵悉还旧观”。

另据《岳麓书院源流碑》载:刘珙复建后三年，“朱熹闻南轩(张栻)得胡氏之学，于长沙访焉，手书忠孝廉节字于堂，论‘中庸之义’弥月，创赫曦台于山顶。绍熙五年，晦庵(朱熹)安抚湖南，更建书院于爽垲，前列礼殿、泮池，后建百泉轩，堂室约百间，临江建湘西精舍，置田五十顷。聘黎贵臣充讲书执事。四方游学之士依州学例，日给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学者云集致千余人，各质所疑，论说不倦，故时谚有云:‘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此教化一盛时也”。

由此可见，岳麓书院的兴盛时期出现在朱熹兴复修建岳麓书院之时。

朱熹两次与岳麓书院结缘。第一次是孝宗乾道三年秋，朱熹在门人范念德、林用中的陪同下，长途跋涉一个月于武夷山专程赴长沙访张拭，张栻号南轩，是湖湘学派不同凡响的学者，他的父亲张浚是坚定抗金的南宋高级将领。张栻青年之时跟随崇安籍的学者胡宏攻读，学有专长，自成一派，号称湖湘学派。朱熹对他怀有敬仰之心。

朱熹与张栻相会在岳麓书院，两人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学术交流，潜心共研太极之理，论述《中庸之义》。这种情景，用朱熹吟就的诗句就足以形容。

诗曰:“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

朱熹第一次来岳麓书院时，还讲学其中，建赫曦台，手书“忠孝廉节”于讲堂。第二次朱熹来岳麓书院是绍熙五年（公元1194），朱熹出任湖南抚使、知潭州，又讲学于此，并重修了书院，扩大规模，建房屋100间，置学田五十顷。前列礼殿泮池，后有百泉轩堂室二层，为进一步扩大岳麓书院办学规模，又在书院附近的湘西精舍旧址上重建房屋，以待四方学者。

朱熹还聘请湘籍优秀人才，担任讲学执事和学录，把其《四书集注》作为书院的主要教材，把其《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岳麓书院教规，对教育内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等都一一列出，揭示学徒。

朱熹在官务繁忙中，仍然挤出时间过江到岳麓书院讲学。《朱子年谱》载:“文公常穷日之力治郡事，夜则与诸生讲论问答，略无倦色”。

朱熹在讲学中要求学生“切己务实，无厌卑近，不慕高远，恳恻至到”，提出“学问思辨之法，即“学之问，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他讲学时，长沙附近各郡人士，闻风远道而来听讲的很多，书院几乎容纳不下。因而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而饮誉神州。

三、因朱熹讲学而兴盛的书院

朱熹的一生，除任官七年外，其余时间大多在书院度过。据史料考证，在浙、皖、赣、湘、闽等地，有许多书院都因他讲学而兴盛。

（一）鹅湖书院

鹅湖书院位于江西铅山县境之南、鹅湖山下，此处原名 荷花山，山峰挺秀，碧湖迷人。传说东晋时有双鹅从空而降，育成数百只小鹅飞去，故更名鹅湖。后建鹅湖寺。

淳熙二年（公元1175）春夏之际，在鹅湖寺曾举行过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史称“鹅湖之会”，此处因“鹅湖之会”而著称于世。

理学家朱熹和陆九龄、陆九渊，同为南宋哲学界巨匠。朱熹奉行客观唯心主义称为理学；二陆奉行主观唯心主义，称为心学;两家持论对立。

如在教育学生的观点上，朱熹认为指导学生读书首先要“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意思是说，先打下广博的基础知识，才能够进行专门的研究。

陆九渊不同意，认为应该“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意思是说人的心灵本来具有先天的智慧，所以首先应该启发他的灵感，等他的先天智慧充分展开了，才教他去广泛地阅读各方面的著作，加以分析研读。

“东南三贤”之一的理学家吕祖谦是朱熹的好朋友，为了求同存异，缓和朱陆矛盾，邀请朱熹和二陆到鹅湖寺讲学。两家面对面探讨，各抒己见，质疑辩难。当时，论辩的参与者除朱、吕、二陆外，还有浙江诸友多人，他们在鹅湖辩论十日，我国理学上的两大学派理学、心学于是诞生。双方提出十几个问题，观点虽没达成一致，但表现了朱熹注重学问研究的精神，使朱熹的学术声望远播，在全国影响极大，孝宗皇帝也很受震动和感动，由此被赐为学术界“四贤士”。

鹅湖哲学辩论会之后，理学门徒为纪念朱熹，在鹅湖寺遂立鹅湖书院。

历史上，鹅湖书院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生员“百十人”之多，有铅山本籍者，也有不少外地游学之士。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书院改为鹅湖师范学校，解放后鹅湖书院经过多次维修，被列为省级首批文物保护单位，朱熹当年论辩的讲堂等遗存仍安存完好。建筑群规模宏敞，绿阴掩映着白墙黛瓦、黑柱红枋，吸引着众多海内外游客、学者前来观光、瞻仰。同时，鹅湖书院也成为当今的文化、学术交流之地。

（二）石井书院

石井书院原名鳌头精舍，在福建泉州石井镇(现名安海镇)。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八月，朱熹的父亲朱松，因反对秦桧为首的议和派，由南剑州(今南平市尤溪县尉,遭贬为石井镇首任监税。朱松虽遭贬，但仍不甘闲坐镇廨，他广交儒生学子，集士讲学，传布学问，声张正义，深得镇民的拥戴。当时的富贾黄护热心捐资，在镇廨旁建了一座“鳌头精舍”，作为朱松讲学之所。

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二十一岁的朱熹任同安县主簿，在同安三年任职期间，朱熹经常往来于石井访求其父遗迹旧事，并在“鳌头精舍”开讲理学。

据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一三《学校》载:朱熹“来簿同安，屡过此见其父老与其长者，论说经义且详”，并访父时事，“厥后，集千圣之大成”。《安海志》说:朱熹“数临安海讲学启迪文风，诲掖士子，因而人才蔚起”。朱熹讲学于安海鳌头精舍，其影响深远，历世不衰，因此，后来有人称朱熹的理学思想起点于安海。

安海被称为“闽学开宗”之地。嘉定四年（1211），朱熹逝世十一年后，安海镇官游绛，应镇民呼求，上报郡守，求建书院，郡守邹应龙拨官帑四十万缗，并令漕、舶二司捐助，将石井镇的“鳌头精舍”扩建为“石井书院”。

此时，朱熹的第三子朱在以荫补官，通判泉州，邹应龙令其主持石井书 院的兴建。

一年后，宏伟壮观的书院突兀而起，中有大成殿，后有尊德堂，两畔有富文、敏行、移忠、立信四书斋，还有杏坛、碑坊、乐轩、庑舍，相当于州县学宫。大成殿悬挂朱文公祠匾，尊德堂供祀朱松、朱熹先生像，书院生员“赡养有田，肆业有舍”。

由于朱熹开领讲学之风，使这座书院成为安海历代文化昌明的发祥地，人才辈出的摇篮。

据现代编修的《安海志-选举》卷统计，历代进士、举人有名可考者达319人，其中文武解元竟有6人。

甲午战争后，西学东渐，但安海古镇文风未减，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就在这座古老书院内创办了一所新式学堂一养正小学堂，它是福建省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 。

石井书院建筑物代有兴废，至今仍存门台、碑记、大成殿及两廊庑舍等，是宝贵的文物遗迹。

（三）紫阳书院

紫阳书院位于安徽歙县城边华屏山余脉南坡，即宋徽州府城南门外五里紫阳山。

朱熹原籍徽州，徽州府城歙县城南有紫阳山，朱熹的父亲朱松青少年时常在其山上读书。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朱松被任命为福建建州政和县尉，他举家从徽州迁入福建。

入闽后，朱松念念不忘此山，曾刻印章曰“紫阳书堂”，并将其居名曰“紫阳楼”。

朱熹对徽州老家也眷念至深。徽州古称新安，朱熹在其论著中，常署“新安朱熹”或“朱紫阳”，以示怀念桑梓之情。

他在《名堂室记》中曰:“紫阳山在徽州里.....盖其意未尝一日而忘也”。他在给休宁汪太初的书信中也曾说:“其心未尝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正因为对徽州故土的深厚感情，他在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淳熙三年（公元1176）、庆元二年（公元1196），先后三次回徽州省亲祭祖，每次少则三月，多则近半年，在婺源及歙县紫阳山故地和天宁山房等处悉心讲学。

朱熹的讲学，仿佛一股山野里出来的清风，吸引了众多学士前来拜师求学，其中学行最著者有歙县的祝穆、吴昶，祁门的谢琎、许文蔚，绩溪的汪皞，休宁的汪莘、程永奇和其父程先，婺源的程洵、李季札、滕璘、滕珙，还有鄱阳人程端蒙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朱熹嫡传弟子。一个弟子就是一条学脉，每条学脉后面都聚集着众多的贤者学士，他们是朱熹理学观点坚定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从此朱熹理学思想在徽州大地广为传播，代代相沿不绝，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后来逐渐形成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派一新安理学。

由于朱熹在故乡开领讲学之风使徽州形成“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的教育氛围，而适应这种教育需要而问世的书院，便如雨后春笋。从现在的史料可以了解，到清康熙年间，徽州便有书院54所,而作为启蒙教育的私塾则不计其数。书院大多“一以朱子为宗”。“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

徽州崇尚朱熹理学，儒风独茂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南宋以来，人才辈出，科举考试成果辉煌。

据史料记载，明代徽州中进士者392人，到清代，徽州本籍和寄籍状元多达17人，占全国总数的15%，仅次于苏州府，位居全国第二。

徽州被人们称为“东南邹鲁”。这里先后出现了”兄弟宰相”、“父子尚书”、“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等科举佳话。

南宋以后徽州文化教育的发展，虽有各种因素，但与朱熹理学思想的广为传播显然有着密切关系。

为纪念朱熹在徽州讲学之功，嘉定七年（公元1214），朱熹门人赵师端为徽州知府，在歙县城南紫阳山创朱文公祠堂于郡学，朱熹门人、女婿黄干撰记。

淳祐五年（公元1245），徽州新任知府韩补呈请朝廷建书院，宋理宗皇帝亲题“紫阳书院”匾额，教授诸葛泰为记。

此后紫阳书院被视为朱熹道学之所在，是传播朱熹理学之圣坛。贤哲硕儒大多集中此处，如历代山长有汪一龙、曹泾、程逢午、程大年、张挺、唐仲实、姚鼐、施闰章、凌廷堪等。主讲教师有:汪知默、陈二典、胡肃、程童、施璜、吴曰慎等，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学者。

嘉庆年间，知府何东序曾集府县学七所学校生员读书其中，康熙、乾隆间，”师儒弦诵，常教百人”。来自六邑的学者，自宋以降“于斯为盛”。

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曹文埴修复扩建书院，名日“古紫阳书院”。有建筑物近1800平方米，一直沿用至清末。现基本保留着原先的格局，存有朱子殿、道志舍、德据舍、依仁舍等，在朱子殿内，仍保存着清康熙帝、乾隆帝御书的“学达性天”、“道脉薪传”等匾额及清人程瑶田书写的“古紫阳书院规条”石刻。东南道上“古紫阳桥、石门坊”，仍保存完好。清末曾改为紫阳师范学堂，现为歙县中学。

据史料考证，因朱熹讲学而兴盛的书院还有很多，如:

在浙江，有江山的南塘书院，东阳的石洞书院，上虞的月林书院、永泽书院，开化县的包山书院，永康的五峰书院，蒲江县的月泉书院，黄岩杜家村的樊川书院，黄岩委羽山的文献书院，奉化的龙津书院，诸暨旧县署侧的紫阳精舍，绪云县的独峰书院、美化书院、五云书院，绍兴的稽山书院，台州温岭的东屿书院，青田县的石门书院、平阳南雁荡山的会文书院等。

在安徽，有歙县的白杨书院，古徽州婺源的晦庵书院和钟山书院等。

在江西，有丰城的龙光书院，盛家洲书院、九江城南的濂溪书院，余干县冠山东峰的东山书院、琵琶湖的忠定书院，玉山县的草堂书院、怀玉书院，德兴县的银峰书院、归轩书院、双桂书院，戈阳县的叠山书院，南昌的隆冈书院等。

在湖南，有衡山县的南轩书院，长沙城南妙高峰下的城南书院，湘潭县西南边二十里的主一书院；题诗的有，衡山烟霞峰下的邺侯书院;撰记的有，衡阳的石鼓书院等。

在福建，有崇安五夫里的屏山书院，兴贤书院， 古田杉洋的蓝田书院，古田县北的溪山书院，古田风都乡螺坑村的螺峰书院，福鼎县秦屿镇冷城村的石湖书院，晋江县的泉山书院，泉州的小山丛竹书院、邵武的台溪书院、蒙谷精舍，漳州的龙江书院，长乐的龙峰书院等。

以上书院其中有不少至今存有朱熹当年的讲学遗迹、书写的诗、词、题额和撰记。

 结语 

纵观中国古代教育史，能与如此众多的书院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朱熹是第一人，他为推进我国书院教育的发展与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订立的《白鹿洞学规》，成为南宋、元、明、清各朝代书院延续发展的基石;

他邀请不同学派的人在书院集会讲学，促进古代书院“讲会”制度的形成;

他举办的“鹅湖之会”，开创了我国学术界和谐争鸣之先河。

朱熹一生七十一载，曾辞官五十余次，他是一位一辈子都想做教师的大教育家，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事业约50年，始终不倦。

朱熹认为:教育为治国之本，每个人都要受教育，才能使“天下国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乱日常少也”，他把教育看成是恢复人性、改变素质的根本途径，认为离开了这一途径，几乎谈不上社会和国家的安定和发展。在这位教育大师眼中，天底下没有任何一种事情比教育更重要。教育需要场地，因此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崇山间的座座书院。

他每到一座书院，四面八方向他讨教的人络绎不绝。他在逝世前几天，还在沧州精舍里为弟子讲学，修改自己的著作，为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时的大词人辛弃疾闻朱子逝世于沧州精舍，特作祭文致哀: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壤凛犹生”！

书院，不仅是朱熹传播理学、培养人才的基地，也是他潜心铸剑的道场，于无声处造惊雷的炼丹炉。

朱熹著成的《四书集注》等近百种巨著，朱子学的创立与传播，乱世之后由朱熹重新树立起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主体意识，无不与书院息息相关。

透过历史的烟云，追忆朱熹创建、修复、讲学的一座座书院，那厚实挺拔的古老墙体仍散发着迷人的气息，流溢出莘莘学子那殷切的目光。 

（原载《古籍研究》（总第50期））

 作者朱守良，安徽怀宁人，洪镇冶塘朱氏《湸澋堂》十四世孙。

世界朱氏网编辑部

2025年11月28日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