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后期到鸦片战争的300年，西方教会间谍从中国搬运知识典籍，学习各种科技并发动礼仪之争的清晰脉络——起始于16世纪，兴盛于17世纪，再到18世纪进入巅峰的中学西渐，以及欧洲教廷主导的礼仪之争，从颂华、学华到贬华的心态扭曲，以法国为视角的整个过程全梳理。
法国历史学家蓝莉，根据梵蒂冈图书馆、法国图书馆以及上百家私人藏书馆的资料，部分还原了那段历史，并著有《请中国作证<中华帝国全志>》。《中华帝国全志》在法国于1735年出版，共2400多页，其内容几乎完全直接摘译自中文原著，由至少27名在华传教士所提供，不低于1400多份中国古籍，涉及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机构、社会、汉语、文学、哲学、科学、技术、文艺、宗教等方方面面，被誉为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比1750年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早15年。
书中写道：
当时的西方人仿佛觉得，他们在中国所见到的那个世界，幅员辽阔、治理良好、历久弥新的帝国，就像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与之并肩而行的那个古老的世界。《中华帝国全志》在欧洲受欢迎的程度，非常令中国学者感到困惑。伏尔泰毫不含糊地赞扬《中华帝国全志》的可信度，旗帜鲜明地对此书的成功给予充分肯定。18世纪出现在法国的那股势头强劲的颂华热潮，在蜕变为以极端尖刻的言辞诋毁中国的贬华情绪之前，仅仅是一种时髦效应吗？在19世纪被贬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为何在18世纪被誉为治理国家的典范？伏尔泰从棷酥会士的大量中国译文中，见到了美德无需宗教也能生存的证据，这种能将人文主义普世化的思想，就是宗教与道德的分离，进而超越宗教争端，这是一种超越神权的意志。而神权则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旧制度的根基。
康熙作为世俗君主，不但允许各种宗教共存在他们的国家，而且还为宗教活动提供保护，他们把其视为榜样，对欧洲构建开明专制主义发挥了作用。所以在中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中国热。由于当时的中国最引人瞩目，出资支持海外传教事业的人，都期望从中获得更多有关中国的信息。这些出资人和支持者的构成，大体上是三类人：一是高级教会人士，二是贵族、高官、大臣，三是在商贸和金融活动中发财致富的新生资产阶级中喜欢读书的人。而那些期盼凭借自身的才能，提升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在来自中国的文献中，也发现了满足他们贵族梦的办法。在那个遥远的国度里，社会精英的遴选不像欧洲只能借助金钱，而是经由官方主持的考试所进行的。正因如此，魁奈在他的著作中，一再把中国奉为楷模。
《中华帝国全志》在欧洲引起的巨大反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然而，欧洲添煮教在华事业的最终湮灭，根本原因是他们在欧洲的内部纷争。1762年，椰酥会在法国被禁。第一批非教会的汉学家们，凭借法国椰酥会士寄回去的资料、编撰的文集、书籍，开始进行对中国的研究，国王图书馆收藏着奉国王之命，从中国寄来的大量图书。法国当时拥有的中国典籍数量之多，只有梵蒂冈图书馆能与之匹敌。这些研究大多与《中华帝国全志》有着或多或少的渊源。
直到19世纪末，《中华帝国全志》未曾刊出的稿件，仍源源不断地得到发掘和利用，比诺在他的书中，用15页篇幅论证，椰酥会士们提供的关于中国的实证，为18世纪的理性主义、伏尔泰的自然神论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推动欧洲宗教革命，接受中国体制和科学技术的关键力量，虽然当时的中国也有一些消极面，但比起不断被领土战争和宗教战争撕裂的欧洲大陆而言，这样一个中国可以被视为平衡的榜样。中国以科举制度选才取士，是法国废除奴隶制、医治困扰已久的诸多病症的一剂良药。中国不强制百姓独尊一种宗教，与欧洲形成了强烈对比。中国的六部、督察院等制度，对绝对王权发挥了反制的功效。一些人对中国的兼容并蓄、求同存异，是否真实可信持怀疑态度。其实是不敢和不愿意相信，一个不受神权控制的社会，居然能够长久的存活，中国的实例对渴望从封闭的中世纪走出来的欧洲而言，可能产生某种不亚于乌托邦的诱惑力。但，中国不像乌托邦那样遥不可及。
1308年，中国第一个添煮教教区成立。
1368年，元朝灭亡，添煮教退出中国。
1522年，欧洲教廷将中国地区划归葡萄牙势力范围。
1540年，椰酥会创立，外派传教士团体到中国，任务是向欧洲递交尽可能多的报告。葡萄牙规定，必须从里斯本启程，向东进入中国。
1551年，沙勿略抵达上川岛，未能进入内陆，第二年死于岛上。
1555年，巴莱多在上川岛建立传教所。
1556年，明朝广东当局为打击海盗，租借澳门给葡萄牙以维持合作关系。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加斯帕达克鲁兹进入广州。
1560年，多明我会士、奥斯丁会、方济格会士先后进入中国收集资料。
1563年，培莱思抵达澳门。
1565年，培莱思抵达广州，申请长期居住权被拒绝。
1567年，加奈罗被欧洲教廷任命为负责中国、日本的第一任主教，并抵达澳门。
1569年，多明我会士克鲁兹距离进入中国13年后，出版《中国志》。
1574年，果阿主教被葡萄牙授予全权管辖在华传教士的权力。
1575年，西班牙奥斯丁会一批传教士抵达福建，逗留2个多月收集资料。
1578年，意大利传教士范礼安抵达澳门。
1580年，意大利罗明坚、巴范济抵达澳门。
1582年，意大利利玛窦抵达澳门，罗明坚、巴范济进入广东肇庆。
1585年，奥斯丁会士门多萨在罗马出版《中华大帝国史》，引起欧洲轰动，后多次转译再版。门多萨认为，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是因为中国建立了先进的御史监察制度。
1588年，利玛窦、罗明坚合作编著《平常问答词意》又名《中葡字典》，是第一本中西文字典，为半成品。
1594年，利玛窦进入内地，先后认识了多名中国学者和官员。
1601年，利玛窦抵达北京。
1605年，利玛窦编撰《西字奇迹》，用拉丁文符号为汉字注音，用于教授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
1607年，在利玛窦的呼吁下，鄂本笃被从印度派往中国，从西域陆路抵达甘肃，确认欧洲人所称的“契丹”就是中国。
1610年，利玛窦死于北京，法国的金尼阁、意大利的艾儒略等，新一批传教士抵达中国。金尼阁提出，“在鱼篓里捉鱼”的渗透策略，通过向权力层的渗透获取核心信息。
1611年，荷兰控制马六甲海峡。
1612年，巴范济死于澳门
1613年，金尼阁携带大量资料返回罗马，传教士收集的资料，引起16世纪末以来，关于欧洲的国家体制与中国的对比，引起了教廷内部保守势力的警惕，为“礼仪之争”埋下隐患。
1614年，日本禁止机都教。
1615年，教廷内部对宗教仪式是否应该使用汉语产生分歧，“礼仪之争”初露端倪。金尼阁获教皇诏谕，允许使用汉语从事宗教事宜，
1615-1625年，金尼阁先后出版10个版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包括《机都教远征中国史》，再次引起西方世界的轰动，掀起了“中国热”，“中国通”成为椰酥会士普遍追求的美好声誉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充斥着中国元素的《天问略》、《同文算指》、《几何原本》、《浑盖通宪图说》等等一大批著作，在此期间被冠以传教士之名密集出版。
1616年，南京教案爆发，传教士被惩处或驱逐，部分藏匿在杭州杨廷筠家，此后几年当中传教士几乎没有任何著作。
1619年，金尼阁带领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等20多名新招募的传教士抵达中国。据说金尼阁这次带了7000本西方书籍到中国，但至今找不到任何证据。然而，从中国带回欧洲的中文典籍，却在以梵蒂冈、巴黎为代表的多家欧洲图书馆堆积如山。
1622年，罗马教廷成立教廷传信部，试图掌握向中国直接派遣传教士的控制权，摆脱葡萄牙的控制。
1624年，艾儒略以中国的“天命之谓性”思想，提出“添煮教”的中国化概念，传教士的思想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迹象开始显现。
1625年，金尼阁编撰《西儒耳目资》，接替1605年利玛窦没完成的事，继续为汉字作西号注音。
1626年，龙华民发表《地震解》，金尼阁发表拉丁文版《五经》。
1628年，金尼阁死于杭州，这给教廷中的保守势力，反对中国礼仪和制度，以防在欧洲造成更大影响制造了机会。
1629年，汤若望、邓玉函、龙华民、罗雅谷等人，在徐光启的推荐下，进入明朝钦天监天文局。
1630年，邓玉函死于北京。
1631年，一批多明我会士抵达福建。
1633年，徐光启病死。
1634年，《崇祯历书》完成。
1637年，福建教案爆发，多明我会士、方济各会士、小兄弟会士遭驱逐，多明我会的首领黎玉范，抓住此机会致信教宗反对中国礼仪。推动了“礼仪之争”的爆发。
1630-1638年，罗雅谷在北京期间短短9年竟然完成了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宗教五个领域的20多种著作超过60卷。
1638年，罗雅谷死于北京。
1640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抵达中国。
1641年，波兰的赫维留斯以一己之力建造了私人天文台、46米长的天文望远镜，并于1679年被毁后重建。又以一己之力完成了1564颗星表。此故事的玄幻程度，不亚于“第谷”用区区12年完成了1200多颗星表、行星周期和运动模型，以及凭一己之力发明和制造大量先进天文仪器的传奇。
1643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抵达中国。
1644年，清军入关。汤若望删改《崇祯历书》，从137卷删为103卷，献给清廷。
1645年，汤若望获清廷钦天监监正职位。多明我会士黎玉范接受教宗英诺森十世谴责中国礼仪的谕令，标志“礼仪之争”正式开启。同年，艾儒略进入南明隆武帝小朝廷，波兰传教士卜弥格抵达中国。1645年之后中国添煮教徒人数快速增长。
1647年，在华传教士刊刻中文著作《圣教信证》，卜弥格进入南明永历小朝廷。作《中国图》、《万国图》。其中《中国图》为80幅图集，后藏于梵蒂冈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还藏有毕方济的《坤舆全图》、艾儒略的《万国全图》，图中地名均为汉语，旁边有拉丁文音译符号。
1648年，安文思抵达北京为清廷服务。
1649年，艾儒略死于福建延平。
1650年，欧洲教廷中出现贬华势力，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返回欧洲了解情况。
1655年，卫匡国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中国新图》后又完成了关于中国的多部著作。包括《中国上古史》、《鞑靼战纪》等，引起巨大反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再版。
1656年，卫匡国在罗马为中国礼仪进行辩解，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发布允许中国礼仪的谕令。帕斯卡尔出版《外省人来信》，卜弥格出版《中华植物志》，卜弥格还编撰了《中国地图册》，历史、地理、物产、风俗、人文等等各方面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各类金属矿产地近400处。
1657年，16名新招募的传教士与重返中国的卫匡国同船出发。
1658年，巴黎外方传教会成立，试图对在华传教士进行密切干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柏应理，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顶替西班牙的闵明我，共16名新一批的传教士抵达中国。
1659年，柏应理受徐光启孙女许太夫人资助，许太夫人的教号为“甘地大”，同年，白乃心入宫、苏纳入钦天监。
1660年，南怀仁入宫加入钦天监汤若望团队。
1661年，白乃心、吴尔铎携带大批文件返回罗马教廷。卫匡国死于杭州。据说18年后遗体完好无损。黎玉范再次致信教廷传信部，请求发布反对中国礼仪的谕令。
1662年，康熙元年，欧洲出版拉丁文版《大学》，又名《中国之智慧》。
166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获得罗马教廷的批准证书，同时被要求视中国礼仪为迷信。
1664年，因历法出现严重问题，钦天监多人被斩，汤若望、南怀仁、安文思等人入狱。此事可证明，在明朝末年，鼓吹比中法更优越的西洋历法，根本不靠谱。所谓“西洋历法”，其实是传教士没能完全掌握中国历法而形成的“半瓶醋”。同年，小兄弟会重返中国。
1665年，柏应理等传教士遭驱逐到广州。
1666年，汤若望病死。
1667年，基歇尔在欧洲出版《图说中国》，拉丁文版《中庸》，又名《中国政治道德学》，在欧洲出版。同年，被驱逐到广州的传教士举行会议，关于“礼仪之争”达成某种共识，试图继续留在中国。
1667年，法国开始建造第一座欧洲天文台。显然，在此之前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不可能掌握所谓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然而从他们进入中国的钦天监开始，已有近40年，从中国学习大量天文历法知识，包括建造天文台的必要知识，从而开启了欧洲的天文学，显然才更符合事实逻辑。
1668-1669年，南怀仁被复用并执掌钦天监，清廷召回被驱逐的传教士，欧洲出版《椰酥会士的实践道德》教宗克莱芒九世发布谕令，称前两任教宗分别发布的相互矛盾的允许和反对中国礼仪的谕令均有效，但分别适用于不同情况。本质上接纳了在中国的传教士和教徒可以使用中国礼仪，礼仪之争得以阶段性平息。
1670年，基歇尔的法文版《图说中国》出版。
1671年，传教士被清廷允许回到教堂，但不可以继续传教。
1672年，《中国政治道德学》、《中国之智慧》在法国出版，法国天文台建成。但因缺少天文仪器又过了几年才投入使用。
1673年，教宗克莱芒十世颁布“宜乎罗马教宗”圣训，规定传教士不再受果阿主教节制，使得法国派遣的在华传教士进一步摆脱了葡萄牙的控制。
1674年，南怀仁绘制的《坤舆全图》、《坤舆图说》在巴黎刊行。
1675年，英国开始建造格林威治天文台。
1676年，闵明我出版《中国的历史、政治、道德和宗教》，中国医学古籍《脉书》译文在米兰出版。
1678年，南怀仁出版《为征召而致全体欧洲椰酥会士的信》，阐明中国极其重视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天文学中的敬天思想有助于传教。南怀仁写道：“如果缺乏数学知识在中学将一事无成，望深明此理。”
1678年，在远离欧洲大陆，孤悬于大西洋的弹丸之地，仅有121平方公里的圣赫勒拿岛，20岁的哈雷以一己之力建造了欧洲第一座南半球私人天文台，通过短短一两年时间的观察，就发表了381颗南半球星表，在牛顿尚未发表任何关于万有引力、数学原理等内容之前，哈雷竟然定向拜访并使用了牛顿的理论，推算出哈雷慧星的运行周期，此故事的想象力堪比魔幻小说。
1681年，教宗英诺森十一世发布谕令，赞同在华传教士采取入朝为官的方式进行渗透，收集中国更多重要信息。这一年，柏应理带回罗马400多卷中国典籍。
1682年，法国教会发表“教会自主的自由宣言”，路易十四下令，他派遣的传教士，不再向罗马教廷委任任何的宗座代牧宣誓，试图摆脱罗马教宗对在华传教士的控制，为罗马教廷再次发动“礼仪之争”埋下了伏笔。
1682年，拉丁文版《中医示例》在欧洲出版，包含143幅木版图、30幅铜版图，恩理格出版《中拉大字典》，中文名《文字考》。
1683年，《椰酥会士的实用道德》出版。
1683年前后，巴黎科学院的科尔贝，对即将在两年前往中国的洪苦翰传教士说：“希望你们珍惜这种机会，宣教之余在当地进行大量考察，俾使科学和百艺臻于完善”。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尼也在场，
1684年，柏应理晋见路易十四，请求向中国委派更多传教士，好处是不仅利于传教，而且对从中国获得科学技术知识大有益处。法国科学院为了确认其可信度，列出了35个有关科学问题的清单，柏应理进行了详细解答。同年，柏应理携中国人沈福宗，在欧洲展示汉字和书法，介绍中国文化和社会状况：“中国有8万多个汉字”成为热门话题，掀起了欧洲各国探求中国知识的热潮，称赞中国的各种报道迅速扩散，包括称赞中国人的记忆力和想象力。
1684年，陆方济在去世前，任命保守派的颜珰为在华传教团副总管，为礼仪之争进入不可逆的境地埋下了重大祸根。同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关于中国之行》的单行本出版。后被奥尔良收入他的著作《中国的两位鞑靼征服者的历史》，再次引起一番轰动。
1685年，德国出版《汉文拉丁文字汇》即《中拉字典》。白晋、张诚、李明、洪若翰、刘应等准备前往中国的新一批椰酥会士，在出发前接受国王路易十四的谕令：“设法收集中国的图书寄回欧洲”。路易十四给他们颁发了“数学家证书”，以取代本该由葡萄牙颁发的“护照”，希望椰酥会士绕过葡萄牙的管辖与法国学界保持直接联系。法国科学院、王室高级官员共同列了一份需要传教士调查和反馈的有关中国的问题清单近60条，包括历史、地理、文化、科学、技术、数学、天文、历法、农业、各省情况、武器、火炮、士兵数量、医学、药物、社会形态、哲学、植物、动物、长江、黄河、经纬度及其测量、罗盘的制造和使用、瓷器、棉花、造纸、印刷、音乐、乐器、茶叶、丝绸、珍珠、饮食、香料、技艺、婚姻、烟酒、磨坊、节日、丧葬、把脉，马可波罗笔下的杭州、奴隶制度、官吏制度、长城、皇帝和官员的收入及构成、朝鲜是否向中国纳贡、西藏、澳门、建筑、道路、碉堡、家具、矿产、果蔬、北京及其它城市、庙宇、牌楼、风、雨、气候特征、湖泊、骡子、焰火、喷泉、车辆、花园等等。从这些问题明显能看出，17世纪末欧洲社会在各个领域都处在非常蒙昧的时期， 上层精英和权力阶层都极度渴望通过获取中国的知识而得到启蒙。
1686年，柏应理在欧洲刊行卜弥格翻译的《医论》，内容包括王叔和的《脉诀》、中医诊疗法、280多种药方。1676年发行的《脉书》再版。同年，翻译并出版1647年刊刻的中文版《圣教信证》。
1687年，柏应理出版拉丁文版《中国先哲孔子》，包含《易经》、《四书》、《孔子传》等中国经典书籍的译文和评论，出版《中国帝国年表》，包含从公元前2952年到1683年的帝王年表、大事记，出版《中国杂记》，勒泰里耶发表，《为中国新机都教徒和传教士辩护》。白晋、洪若翰、张诚、刘应等新一批传教士抵达中国。同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其中大部分数学理论，在中国元明两朝的著作中有高度相似甚至完全等价的内容。
1688年，柏应理出版拉丁文版《许太夫人传略》，许太夫人是徐光启孙女，柏应理在中国一直接受她的资助，此书介绍她的善良、虔诚、广施恩惠的故事，在欧洲引起广泛关注和效仿。
1688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的《中国见闻新编》在法国出版，南怀仁死于北京，闵明我接任钦天监监正。徐日昇、安多等传教士进入钦天监。颜理伯、翟敬臣、马若瑟等新一批传教士抵达中国。
1689年，莱布尼茨向闵明我寄了一份包含30多个问题的清单，后进行70多次信件往来，详细讨论这些问题的答案，包括物理、机械、地理、数学、易经、天文、瓷器、焰火、植物等等。有些问题问的特别具体，例如制造瓷器的土的具体特性，是烧成的瓷器本身就透明，还是加入了其他材料，如何蒸馏大米、人参的根部有什么功效、铁树的特征、造纸的方法、治疗发热的药方、亚洲与美洲之间的海峡的地理方位数据等等。显然莱布尼茨从传教士那里获得了大量的中国知识，其中《易经》和数学是他关注的重点，而且当时的欧洲缺乏足够的地理数据，根本不具备画世界地图的能力。那么早在1602年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就是彻底的谎言。
同为1689年，中俄边界交涉开始，拉丁文成为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官方外交用语，纪理安、白日昇抵达中国。
截至1690年，共计64名在华传教士，在全国30多个地区设立200多座焦糖，发展椒图超过30万人，这个数据令教廷非常满意，但是允许教徒遵守中国礼仪，又给教廷带来了巨大的恐惧，如果中国礼仪在欧洲也得以普遍接受，欧洲很可能也被中国礼仪同化，所以，礼仪之争不能就此停歇。在渴望获取中国知识和宗教解释权面临的危险之间，欧洲教廷不得不一边等待，一边酝酿更大的贬华计划。
1692年，康西颁布容教令，允许传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教，白晋在《中国黄帝的历史画像》中提出，康西的允教令为“半机都教式”，使欧洲人认为中国离机都教不远了。巴黎科学院院报发布文章，阐述从中国寄回的物理、数学、地理、天文、自然等资料臻于完善。巴黎科学院在会议上这样评价在华传教士的成绩：“他们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科学院的成果，因为他们所做的考察都在科学院的协同下，依据科学院给他们的指示（列出的问题清单）所进行的”。这表现出巴黎科学院想把在华传教士的功劳据为己有，这种心态后来愈加膨胀，并且付诸了行动。洪若翰写信给颜珰，表示在华传教团不能制造分裂，而应该相互关爱，温和的表达了对礼仪之争的抗议。同年，柏应理死于重返中国的途中。
1693年，白晋受邀在广州赴宴，对菜肴之丰盛、服务之周全、歌舞表演各个方面堪称无与伦比，这些信息被记录下来寄回欧洲，对许多人来说一切都很新鲜。在华传教团副总管颜珰发布训令，谴责在华传教士宽容中国礼仪，要求只能使用“天主”一词称呼机都教的造物主Dieu，不能使用天、上帝等中国词汇。因为这些词汇有着中国的特定哲学含义，禁止教堂悬挂康熙御赐的写有“敬天”字样的匾额。禁止执行教宗亚历山大七世颁布的允许敬孔祭祖的谕令，宣布敬孔为迷信，禁止在纪念先祖的牌位上写有神祖、神位、灵位等字样。宣布中国哲学含有与机都教信仰相悖的内容，反对易经、太极等哲学思想。禁止讲授中国典籍中的无神论内容，这次的训令将“礼仪之争”再次推向欧洲舆论的风口浪尖，激起了欧洲内部宗教保守派与理性派之间的激烈交锋。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继续向欧洲输送。
1694年，波迈在巴黎出版《药物通史》。
1696年，李明发表《中国近事报道》，宣扬孔子及其主张有助于欧洲，表达了欧洲应该学习中国的主张。
1697年，白晋带回巴黎一本汉语字典《字汇》，并列出一份带回法国的中文书籍清单。在中国的巴多明进入钦天监。
1698年，郭弼恩发表《中国黄帝允教敕令的故事》、《中国人敬孔祭祖的真相》，试图让欧洲教廷接受中国礼仪，雷孝思等新一批传教士抵达中国。
1699年，教廷特别委员会成立，调查研究颜珰训令的合理性，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抵达中国。
1700年发生的事比较多，巴黎神学院禁止发行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郭弼恩的《中国黄帝允教敕令的故事》，试图在法国彻底封禁孔子，巴黎神学院改造匿名小册子《再度安葬孔子》，宣称孔子人已死、魂已散。李明发表《就中国礼仪致梅纳公爵的信》，解释中国礼仪中的祭祀习俗，仅仅表示对先祖的敬意，与机都教教义并不矛盾。诺埃尔瓦雷参加了神学院组织的“决定禁止李明和郭弼恩著作”的会议，他写道：“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什么是密谋，六年以前，假如有人提出禁止椰苏会士的著作的建议，他可能会收到一封惩处的密札。然而，时代变了，诚信也跟着在变，如今不再是椰酥会士说了算，而是外方传教会说了算，即使传教士们没有什么大的过失，然而这些人在欧洲教会中显得太傲气、自负、自以为是了，也难免会被人毁掉，这是无法解决的事情。可是，地方不对，我们理应为此脸红。瓦雷说他不明白国王为何收回对传教士毫不掩饰的恩宠，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然而路易十四心里明白，必须争取到教宗的支持，才能把他的孙子扶上西班牙国王宝座，还可以借此机会消除因国王特权事件、颁布法国自主教会自由宣言而与罗马教廷形成的对立。为了防止“礼仪之争”继续扩大，椰酥会士在华法国传教团正式创建，向康西呈递“简短的报告”，试图以康西的权威，为中国礼仪作出准确的最终定性，以平息礼仪之争。
1700年10月19日，巴黎神学院重新举行孔子葬礼，再次宣布孔子人已死、魂已散，礼仪之争进入最为激烈的“巴黎阶段”。12月，罗马教宗收到康熙的朱批，康熙表示中国礼仪无可指摘，意思是：“我都能接受你的劣质文化，你竟然不能接受我的优秀文化。岂有此理！”
1700年，莱布尼茨担任巴黎科学院与在华传教士之间的联系员之一，此后，多次与白晋通信询问易经、八卦、六十四卦的知识，交收到白晋和柏应理的十多次回信，白晋翻译了拉丁文版《易经》，名为《易经大意》。梵蒂冈图书馆藏有14种传教士写作的易经研究的书籍。1700年，在法国连续发表来自中国的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成果的影响下，德国成立柏林学院， 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影响进入更加广泛而深入的阶段。同年，传教士郭中傅抵达中国，洪若翰列出另一份带回法国的中文书籍清单。
1701年，教廷特别委员会不接受康西的亲笔朱批所表达的对中国礼仪的定性和肯定，做出了同意颜珰训令的排斥性决定，几十年前，在华传教士龙华民写的《论中国宗教的几个要点》被发表，反对教廷禁止中国礼仪，龙华民力捧永乐期间由120多名中国哲学家编撰的《性理大全》，认为中国哲学思想与西方世俗哲学思想不仅没有冲突，而且还有很多共同之处，表明从利玛窦在16世纪末进入中国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哲学思想对传教士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对欧洲世俗社会的影响也在加剧。
同在1701年，洪若翰带领新一批传教士抵达中国，有龚当信、戈维里、杜德美、汤尚贤、卜文气、沙守信等人，赫苍璧同年抵达中国，此后在中国居留长达45年。这一年，中国人黄嘉略跟随传教士梁弘仁抵达法国，供职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做翻译，并担任路易十四的汉语翻译官。黄嘉略编辑整理了法国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典籍目录并进行编号，用拉丁文编写了第一部《汉语语法》、《汉语词典》。
1702年，教宗克莱芒格十一世派遣多罗前往中国与康西会谈，就“礼仪之争”表明教廷的态度，以在华传教士为主的外派传教团，寄回法国的各种资料合集，《椰苏会士书简集》第1辑出版。
1703年，莱布尼茨撰写了《关于八卦与数学的关系》的文章，冯秉正、彭家德抵达中国，《椰酥会士书简集》第2、第3辑出版。
1704年，罗马教宗宣传“至善的添煮”谕令，重申赞颜珰训令，反对中国礼仪，教宗特使多罗抵达印度，《椰苏会士书简集》第4辑出版。
1705年，多罗抵达北京，与康西的会谈不欢而散，将礼仪之争推入不可逆境地，莱布尼茨发表《二进制详解》，距离1689年开始研究易经，过去了16年，《椰苏会士书简集》第5辑出版。
1706年，康西再次接见多罗，重申中国礼仪无可指摘，耐心的解释敬天的含义，正是崇敬（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帝，多罗反对康西的意见，康西下令驱逐颜珰到广州，随后建立领票制度，要求接受中国礼仪的传教士才能留下。另外，康西还派遣薄贤士、龙安国两位传教士前往罗马教廷进行沟通，但是没有任何回音。同年，《椰酥会士书简集》第6辑出版。
1707年，教宗特使多罗在中国向传教团发布训示，不接受康西的领票制度和中国礼仪，澳门主教卡萨尔、江南宗座代牧白乐万，就多罗的训令发起申诉，多罗被驱逐到澳门，被葡萄牙当局软禁。部分在华传教士遵从多罗训令不领票，部分领票的传教士向欧洲各国和政府致信，请求停止多罗训令，马若瑟致信欧洲教廷，进一步解释儒学和中国礼仪问题，力求缓和紧张关系。显然，教廷内部的纷争已相当严重，同年，《椰酥会士书简集》第7辑出版，《脉书》在英国伦敦出版。
1708年，康西再度派遣艾逊爵、陆天石两位传教士前往罗马教廷进行沟通，依然没有任何回应，拒绝领票的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颜珰回到欧洲，被教廷予以肯定，《椰酥会士书简集》第8辑出版。马勒布朗什发表《一位机都教哲学家与一位中国哲学家的谈话》，认为中国人的信仰，尤其是对于理的理解是无神论，引起教廷对中国哲学的进一步排斥，欧洲内部的思想分裂更加激烈，就像一锅煮沸的汤，在翻滚，在扭曲。
1708-1718年10年间，9名传教士参与到中国的四海测验工程，大量天文、地理、绘图资料被寄回欧洲，法国在国王图书馆成立图版室，专门为这些资料制版。
1709年，杜赫德接替郭弼恩担任《椰苏会士书简集》主编，为《中华帝国全志》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1710年，多罗死在澳门。欧洲教廷再次认可多罗训示，教宗克莱芒十一世下令，禁止出版任何中国礼仪的著作，法国国王下达相同禁令。康熙又派遣传教士艾若瑟、樊守义前往罗马教廷进行沟通，以“旨意”的方式要求罗马教廷撤销对中国礼仪的禁令。艾若瑟被教廷扣押。同年，卫方济出版《印度与中国的数学及物理学观察》，其中含有经度测量和计算相关内容。
1711年，欧洲再次出版卫方济翻译的《大学》、《中庸》、《孝经》、《幼学》等典籍， 《椰苏会士书简集》第9辑出版。在华传教士龚当信到达北京，此后多年通过中国官方报刊《京报》，收集大量资料寄回欧洲。
1712年，夏德修抵达中国。
1713年，教宗克莱芒十一世颁布“唯一圣子”宪章，引起欧洲内部的巨大争议和混乱，《椰苏会士书简集》第10辑出版
1715年，教廷颁布“自登基之日”宪章，重申中国礼仪禁令，路易十四驾崩，菲利普奥尔良摄政，《椰苏会士书简集》第11辑出版。同年，郞世宁抵达中国。
1716年，中国典籍《古文析疑》法文版在欧洲出版，禁止中国礼仪的教宗谕令送达中国传教团，康西批准礼部驱逐在华传教士，并下令以满文、汉文、拉丁文，分别草拟红色官方文书以及多份副本，由16名传教士签名后送往欧洲，以示其决定的严肃性。这带有对欧洲教廷进行严重警告的意味。
1717年，《椰苏会士书简集》第12辑出版
1718年，康西向罗马教廷发送亲笔朱批，要求释放艾若瑟回中国，《椰苏会士书简集》第13辑出版
1720年，傅圣泽返回罗马，从中国带回340多种中文典籍，《椰苏会士书简集》第14辑出版。法国摄政王下令，刻制8万多个汉字的字模，教宗克莱芒十一世派遣特使嘉乐前往中国，执行“自登基之日”谕令。康西看到教皇谕令后，气不打一处来，写下这样的朱批：“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之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随后下达禁教令，驱逐传教士，但在执行层面还是手下留情的。
1721年，教宗特使嘉乐在中国发布8项允准，向中国妥协。
1722年，康熙驾崩，宋君荣、杨嘉禄抵达中国，为了反对中国礼仪，欧洲教廷中的贬华势力，出版了多年以前雷诺多的言论。雷诺多在《译自阿拉伯文9世纪两位穆斯林旅行家的印度和中国旧闻》中，不仅杜撰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谎言，还明确指出椰酥会士传播的对中国的认识会让中国人自以为了不起，让机都教可能陷入险境，还说，欧洲人无需借助中国人，也可以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中国人的脉搏学说并不高明等等。传教士巴多明对此言论表示极度愤慨，并于1725年发表文章进行谴责，马若瑟也发表文章，批评雷诺多编造谎言抹黑中国，后来，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中，用多篇中国医学典籍，《本草纲目》中的大量译文回击雷诺多。可见，贬华势力原本是以保教为目的的，后来逐渐发展为以夺取中国文化的正统、抹去中国人的文化印记为目的。火烧圆明圆等销毁中国典籍的众多事件，便成了编造伪史过程中的必要手段。
同在1722年，《椰苏会士书简集》第15辑出版。
1723年，雍正即位，殷弘绪寄回巴黎《今古奇观》等典籍，巴多明寄给巴黎科学院的几何学家德梅朗三封信件。
1724年，马若瑟写信到法国，驳斥雷诺多指责中国的言论，说在华传教团正在翻译一些中文著作，将是最好的反驳。强调，中国人的道德主张从修身开始，这值得欧洲人学习，同年，《椰苏会士书简集》第16辑出版。传教士徐懋德进入钦天监，维护中国礼仪的传教士戈维里，被告发到罗马教廷并召回。雍正下令禁止机都教。
1725年，戴进贤执掌钦天监，法文版的中国测绘地图集原稿被呈献给国王路易十五，《历史大字典》在巴黎出版，教廷准备召回更多不遵守谕令的留在北京的传教士，拉盖求情说：“他们将继续在自然、医学、地理、天文和其它科学以及鼓励中国开放贸易等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法国掌玺大臣给红衣主教写信进行斡旋，使得在华传教团继续留在中国收集资料，同年，丹麦航海家白令，抵达亚洲和北美洲之间的海峡，为欧洲人首次到达这里，证实了中国世界地图的正确性，更证实了在此之前的所有世界地图，但凡是正确的，都是中国人绘制的。
1726年，巴黎科学院院报，发布文章阐述冬虫夏草等植物，此前，收到了传教士巴多明从中国寄来的资料和样品，《椰苏会士书简集》第17辑出版。同年，马若瑟因“鼓吹《易经》”被罗马教廷召回欧洲，路易十五反对召回，并指责：“大批中文资料没人翻译、长期堆灰，是巨大浪费，要求传教士培养翻译人才”。
1727年，雍正接见葡萄牙使臣麦德乐，拒绝了重启教堂的请求，巴黎科学院院报发表关于制作瓷器的方法和原料的文章，在此之前，殷弘绪寄回了大量相关资料和中国陶瓷用土的样品。另外，殷弘绪还寄回了关于中国接种天花疫苗牛痘的相关资料。
1728年，宋君荣写信指责杜赫德，资料已经寄到法国三年了，还迟迟没有出版法文版中国地图集，杜赫德回信表示，对中国各个行省所做注释的翻译工作需花费较长时间。杜赫德与制版师当维尔、德拉埃合作，在地图的纬度数值方面（一度等于多少里、不同纬度数值不同）因理解不同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中国的四海测验从唐朝到清朝，经历一千多年的持续积累和优化，对地球和星系的认知早已相当成熟，这组数据证实上古时期人所描绘的地球为扁圆体，真实不虚。而当时的欧洲人看到这些数据，压根不能理解意味着什么。即使是法国科学院这样的顶级机构，依然对如此庞大的系统知之甚少，争论不休。在70多年后，根据中国的测量数据，法国定义了长度单位“米”为子午线长度的四千万分之一，这是明显的逻辑漏洞。因为必须先有长度单位，才能测量出子午线的长度，这个长度单位就是中国的里、步、尺、寸、分这套系统。法国只是将中国的成果换了件马甲。
1728年，《椰苏会士书简集》第18辑出版。另一部关于易经的专著《东方圣经》巴黎科学院梅德朗致信在中国的巴多明，希望其进一步解释关于血液循环系统的相关知识的细节，赫苍璧翻译了中国晋代王叔和的脉搏与血液循环的常说共65条，后被刊于《中华帝国全志》上，比英国的威廉哈维早约1400年，此内容后来被科学院院士马鲁安收录在1765年的《百科全书》“脉搏”词条中。
1729年，在华传教士设立第一所拉丁文学校，宋群荣、龚当信、马多明等人任教，开始培养第一批中国翻译家，他们掀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百年大翻译运动，是将无数中文典籍翻译成拉丁文，同年，欧洲出版《中国全图及高丽图》《椰苏会士书简集》第19辑。沙如玉、孙璋、纽若翰等新一批传教士抵达中国。
1730年，在圣彼得堡出版《汉语博览》。这一年，白晋死于北京。
1731年，马若瑟寄回《元人杂剧百种》共40卷，欧洲出版《中国鞑靼分图》，包括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十二幅，《椰苏会士书简集》第20辑出版。
1732年，大部分在华椰酥会士被驱逐出澳门，但依然胡23位领票传教士留在中国，包括教廷传信部2位、法国椰酥会8位、葡萄牙椰酥会6位、德国椰苏会3位、助理修士4位，另外还有部分藏匿者。同年，马若瑟翻译《赵氏孤儿》寄回欧洲。欧洲出版《中国鞑靼总图》《中德拉字典》《中意拉》字典。
同在1732年，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创建文华书院，为海外首家中国学校，大量中国学生从这是踏上欧洲各行各业。1861年被意大利ZF没收，即后来的“东方王家学院”。
1733年，中、拉、法、意、葡、德《六国字典发布》，对欧洲学界全面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年，《中华帝国全志》售前简介发表，《中国宗教现状轶事》开始出版，共7卷，直到9年后的1742年才出齐。
1734年，白晋献给莱布尼茨的部分信函出版，《中华帝国全志》获得出版批准，《椰苏会士书简集》第21辑出版。纠正了许多以前欧洲人画错的地图，增加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地区，欧洲出版《中国鞑靼西藏全图》。同年，《中国宗教现状轶事》一边刊行在华传教士寄来的资料，一边刊登文章指责他们接受中国礼仪，心理实在拧巴，嘴脸实在难看。
1735年，雍正驾崩，教宗克莱芒十二世发布“传教士忧虑”谕令，撤销向中国妥协的北京主教，成立委员会调查嘉乐的八项允准，标志对中国礼仪的完全禁止。但对科学、技术、历史、地理、医药等实用知识却来者不拒，而且味口越来越大。
1735年，法国摄政王在1720年下令刻制的8万多个汉字字模刻制完成，《中华帝国全志》出版，在礼仪之争的背景下，杜赫德说服路易十五批准出版《中华帝国全志》的说辞，有一段是这样的：“陛下，您把曾祖先王支持传教士和中国礼仪的路易十四视为典范，在您继承这位伟大君主的王位时，您为自己确定了一项法律，要继承他的远大目光，他对文化事业的热爱、他那真诚的怜悯之心。这些传教士深深感受到了您的保护，享受着同样的厚爱和慷慨的恩赐。”
1736年，乾隆元年，《中华帝国全志》再版，同年，英文版问世，《椰苏会士书简集》第22辑出版。
1737年，冯秉正致信教廷，请求派遣王致诚到中国。
1738年，《椰苏会士书简集》第23辑出版。
1739年，《椰苏会士书简集》第24辑出版。
1740年，法国在万森开办第一家瓷器作坊，1756年迁往塞弗尔。
1741年，《椰苏会士书简集》第25辑出版
1742年，教宗本笃十四世颁布，自从圣主上意宪章，严禁椰酥会对中国礼仪的宽容主张 （直到1939年才被撤销）。同年，傅尔蒙出版《中文藏书目录》、《中国官话》，其中包含1697年、1700年、1722年三次带回法国的364种中文典籍，
1743年，《椰苏会士书简集》第26辑出版。
1744年，蒋友仁抵达中国，
1745年，俄罗斯科学院出版真正意义上的欧洲第一版呈现地球全貌的世界地图。同年，艾启蒙抵达中国。
1746年，传教士刘松龄执掌钦天监
1747年，《中华帝国全志》德文版出版。
1748年，大批中国植物标本被运往欧洲，
1750年，狄德罗《百科全书》完成
1753年，传教士参与贸易的丑闻爆发，欧洲对在华传教团产生更大的不信任。
1754年，汤执中发表《植物志》后又发表《中国游记》以及4000多块中国动植物图版。
1755年，伏尔泰出版翻译自《赵氏孤儿》的《中国孤儿》，最后改名《哈姆雷特》。
1761年，蒋友仁完成《坤舆全图》（复制品）后被收录在椰酥会士通讯集第四册。
1762年，椰酥会被欧洲教廷禁止，暂时中断了向中国派遣更多传教士。
1765年，《百科全书》出版，巴黎科学院的杜尔阁草拟了一份新的关于中国的若干问题的清单，有两位中国人带回给在华传教士。以收集更多、更详细的资料。
1767年，意大利开始建造第一座天文台。
1770年，出版宋君荣在1734年翻译的《书经》
1771年，潘廷璋抵达中国。
1773年，椰酥会解散，在华传教士归教廷直接管辖，这使得添煮教与中国知识阶层基本隔绝，在欧洲也引起了反对教宗的巨大声浪，中国学说已然成为欧洲反宗教势力的重要思想武器
1774年，《中华帝国全志》俄文版出版。
1775年，钱德明发表《中华古远考》。
1776年，传教士安国宁执掌钦天监，这一年，乾隆发起了焚书禁书运动，将清廷已经持续了100多年的文字狱升级到世界历史上最为令人发指的地步，焚毁典籍70多万部，销毁明朝官方文件1000多万份，杀人无数。华夏5000年科学技术成果毁于一旦，这给了西方和日本以可乘之机， 趁乱从中国转移走无以计数的典籍。也有很多中国人携带大量书籍外逃。这并不是第一轮，清朝初期的外逃人员和典籍质量更高，数量更加庞大。
1777年，欧洲出版冯秉正翻译的《中国通史》、《通鉴纲目》两部中国巨著。其中《通鉴纲目》一套13册，直到1785年才出完。
1780年，高慎思执掌钦天监，韩国英发表《教士回忆录》，包含大量中国生物学资料。
1784年，钱德明发表《孔子传》、《孔门弟子传略》。
1785年，汤士选执掌钦天监。
1793年，索德超执掌钦天监。
1805年，李拱辰执掌钦天监。
1808年，福文高执掌钦天监。
1813年，出版《中法拉字典》，又名《汉字西译》
1814年，出版宋君荣翻译的《中国编年》，由拉普拉斯在天文台档案馆发现，法国巴黎刊行汤执中的《中国漆考》、《中国美术工艺及园艺》
1822年，毕学源在钦天监任职。
1826年，高守谦执掌钦天监。
1827年，在巴黎出版《中国小说》。
1831年，出版马若瑟的《汉语札记》，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1834年，又一本关于易经的书籍，拉丁文版《中国最古老之书易经》在欧洲出版。
1838年，清廷再次发布禁教令，驱逐所有传教士，在华传教士结束了任职钦天监的200多年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清廷解除禁令，从此以后，西方结束了利用传教士的渗透，从中国暗中偷窃各种典籍的300年放不开手脚的中学西渐历史，改为明抢模式。西方和日本人所到之年，优先劫掠或收买各地书院以及私人藏书馆。同时，各地传教势力蜂涌而至，发展教徒的首要受洗条件就是上交家中所有藏书，以示虔诚。
晚清70年，西方和日本共掠走上千万部中国典籍，不少于1500万件中国文物，纵观300多年的中学西渐历程，不难发现，从1692年，巴黎科学院试图将在华传教士对西方科学的功劳据为己有，逐步升级为西方整个宗教政权，试图将所有中国优秀文化知识据为己有，再以此为跳板将永久侵略和奴役中国人合理化，而编造历史，贬低华夏文明，并以符号化的马甲进行替代，是服务于此目的的一项必要手段。养殖华裔代言人向中国人灌输编造的历史， 是另一必要手段，二者相辅相成。椰酥会士从中国收集的资料和他们的手稿，先是集中收藏在当年郭弼恩的书记，即后来《中华帝国全志》编著人杜赫德的书房。它实际是一个中国资料档案馆。1673年，遭到教廷的检查后，被转移到圣日耳曼-戴-普莱修道院。1764年，部分资料被公开售卖，法国大革命期间，部分稿件流出法国。1794年，发生一次火灾被焚毁一部分，1795年，开始转移到巴黎国家图书馆，花了接近5个月时间才转移完。1841年，被图书馆一位秘书纪尧姆利布里卡鲁齐盗取并出售一部分。目前，主要手稿收藏在旺孚，中文典籍和抄本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印刷品资料收藏在里昂。部分资料在巴黎天文馆、部分资料在傅尔蒙档案馆，后转移到国家图书馆，部分资料保存在法兰西学士院。当时的读者和媒体对《中华帝国全志》的部分评价有：且不说希罗多德，但不妨提一下李维、哈利卡那斯、波里比阿，图尔迪格雷瓜尔等人，即西方历史的主要撰稿人，如果有证据表明，这些学者当年也这样专注、谨慎，也拥有如此众多的资料，怎么就不能像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家那样，拥有高度权威呢，最令人赞赏的人，中国年轻人的受教育方式，中国的公共学校，对谋求功名的学子进行的教育，让阅读此书之后的读者很难不希望我们也能采取类似的教学方法，博士和博学之士或许会在我们的语言中变成同义词。可见，虽然清朝时期的科举制度和教育水平在中国历史的朝代中已经算是垫底了，却依然令当时的欧洲望尘莫及，异常崇拜，《中华帝国全志》的主编杜赫德，将中国古代贤人称为“大师”，与西方所谓的贤人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的大量们肩负重任，直面民众生活中的诸多实际问题，而西方贤人只会传授教条，热衷于炫耀自己的才智，中国皇帝依据自然法颁发指令，并应用在改造习俗的实践中，而西方哲学家所鼓吹的美德，实际产生的只有耍嘴皮子的效果。杜赫德认为，迷信虽然在中国社会存在，但从未改变过中国人的一整套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观念，这种观念不但始终存在，而且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这一点从绝大部分在华传教士在中国所发生的思想变化就能明显看出，因此，欧洲教廷主动发起的，反对中国哲学思想和敬天祭祖的礼仪冘，甚至后来的一味贬低，并非只是因为中国礼仪对其宗教教义或形式构成的挑战，更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影响力，完全有可能同化欧洲人，使教廷彻底失去掌控力。
（原创 知宁阁主 知宁阁 2025年11月14日 15:48 广东 ）
世界朱氏网编辑部
2025年11月18日16:05